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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 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 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 型特征，任期定为5 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 —2005 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 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 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 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 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 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 年间京官交流 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 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 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2007)通过1995—2002 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 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 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 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 当作用。 Landry(2003)通过1990—2000 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 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 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probit 模 型，Landry 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 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 机制。 四、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 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四人帮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