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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此处的“背景制度”（background institutions），借自于罗尔斯。但我在本文中只赋予它中性含义，并不具有罗尔斯常常赋予的合乎“作为公平的正义”之要求的意蕴。 43 参见陈来：《简论东亚各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牛建科：《试析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载《孔子研究》2010年第6期；等。 44 参见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论稿》，载氏著《历史本体论·乙卯五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8、309页。 45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2、83页。 46 参见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载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47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增订新版），（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3页。 48 参见冯天瑜：《元典：文本与阐释》，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49 《荀子·正论》。 50 《孟子·公孙丑上》。 51 《荀子·王制》。 5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13页。 53 针对当前中国人正义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相对结果公平，人们更看重机会公平，特别是在工作和社会政治领域。参见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载《社会》2012年第6期；张静主编：《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版，第71-75页。 54 科尔伯格在William Mcdougall（国内译作“威廉·麦独孤”）和皮亚杰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个体道德意识发展的“三层次六阶段”理论，尤以第六阶段的“后习俗层次”著名。关于哈贝马斯对科氏理论的“社会进化论转译”的研究，可参见孙国东：《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8页。 55 J. Rawls,ATheory of Justice, p.416. 56 J.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pp.260-261. 57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58 此处的“人间像”借自于徐复观，是指文化主体的精神品像，即“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熏陶教养习俗等”塑造而成，并“以性格、情操、思考方法、生活意味、生活形态等为其内容。”徐复观认为，文革时期的思想改造就是“人间像的改造”，但带来了“专政斗争下的人间像”，其包括五个不同的侧面：一是“凶顽的人间像”；二是“两面人的人间像”；三是“斗鸡中的人间像”；四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的“主奴人间像”；五是“在上者‘顽钝无耻’、在下者‘苟且偷生’的人间像。”参见徐复观：《徐复观全集：论文化（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885-888页。 59 See J. L. Tapp& L. Kohlberg, DevelopingSenses of Law and Legal Justice,Journalof Social Issues, Vol. 27, No. 2, (1971):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