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关于转型中国正义问题的整体性，参见孙国东：《关联性正义：基于转型中国正义问题之整体性的政治哲学》，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2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即出）。 11 J.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12 在社会—政治理论的学术传统中，“agent”（施动者）和“actor”（行动者）是略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前者多为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等左翼社会理论家所偏爱；后者源于韦伯，并尤为符号互动论、文化解释论等关注行为（behavior）背后之文化蕴含（动机或意义关联等）的论者所偏好。因此，后者有“理解社会学”或“解读性社会学”（InterpretiveSociology）的背景，但亦常被认为带有“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痕迹。由于不属于细致的社会理论研究，本文对两者暂不作区分。 13J. Habermas, Law and Morality, trans. Kenneth Baynes, in SMMcMurrin (ed.),TheTanner Lectures onHuman Values, Volume 8,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8), p.245.为使行文统一起见，此处引证把原文中的“后传统”（post-traditional）改为了“后习俗”。 14 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0、15页。 15 参见[德]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7页。此处根据英译本对译文进行了调整，见M.Weber,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 GerthandC. W. Mills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