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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司法制度改革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我可能会、可以发点言论的，但是我也会比较慎重，因为毕竟没有推进下去，毕竟我不是处在他作为的改革者的那个位置，获得不了他的那些信息，那些改革为什么非要往那个方向去推进，哪怕我自己不知道，大家注意，千万不要以为学者是特别神圣的，学者有很多偏见，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很多信息获得不了，获得不了，你不知道哪个改革可能是哪怕不太成功也必要。 当然，如果你要请我提意见，我肯定会提意见。比方说前几年，这个河南省高院把判决书都上网，就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讲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讲不客气的话。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就是说我不太赞同判决书上网。现在最高法院都判决书上网，但是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但是这并不代表反对他改革，可能判决书上网对于中国社会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只是说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人看，当事人也不大看，当事人只要赢了他也不看，输了他看就是挑刺的，不是看你这么说服他的，是吧，不是说你写的很长就能说服他了。律师也不会看，学者也不看，基本上都是不看的。因此我觉得其实就是做形象工程，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形象工程恰恰是工程的一部分，包括这个做领导的时候，他不做形象工程，他做什么呢，是吧？（笑声）那因此在这个时候，你也能理解他，他必须做形象工程，甚至这个形象工程也能让老百姓觉得他都公开了，可能透明度有点好。 我其实是一个不自信的人，也可以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不自信，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人吧，我其实不愿意做知识分子，或者学者这种称呼的，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学者，看起来很谦虚，其实已经是高傲的表达了。并没有所有工人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该如何。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一定要对别人去做事情的话，你要知道对方不可能是不理性的，而且你很难设身处地去替人家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大会去积极主动地去评价这个问题，而且特别是当我有其他工作要做的时候。如果我发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对整个社会重大的问题，我就会写。你比如说我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十一年前，我写的那个关于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我写了五万字，那完全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会出错的，结果引起刑法学界普遍的批评我，说苏力搞法理还搞起刑法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没吱声。实际上当时我准备再回应的，为什么我不能谈这个问题？但是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多少次为奸淫幼女，14岁，知道不知道，以及嫖宿幼女罪，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一次次地，中国的法院系统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受了太多太多丢脸的事情了。就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比较有，我觉得会对整个社会是会有意义的。即使写这样的文章，我也努力使它超越具体的事件，使它不仅局限于这个事件，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就过去了，我希望使它这个文章附着于这个具体事件，但是使这个问题还是具有一般意义的，这是我的一个追求。（掌声） 陈柏峰：刚才我们的话题本来是讨论苏力老师的具体研究的，扯到现实里去了。我现在改回来，具体研究。苏力老师的书很多，我觉得有两本，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我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比别的书更高。一个是《送法下乡》这本书。其实要我去看，因为我做农村调研比较多，《送法下乡》里面有很多缺点，但是这本书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它的话语平台很高，它把送法下乡这个现象，与国家政权建设联系在一起。这样它的境界一下子上去了，这就是一个在中国非常现代性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本书，也是我要追问朱老师的，我在07年还是08年，我记不得了，当时看你“礼仪纲常称呼”那个文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你可能有个研究的转向，这个伸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我跟本谦也有聊到，苏力老师是不断超越自己，别人超越不了他。那么这一系列的研究，包括您手头上没有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应该说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我个人的看法，结合我跟您的聊天感受，我觉得您比较低看、不大看得起新儒家，然后我觉得您这个研究倾向，往前数的话，可能就数到费孝通那里去了，再往前，可能就是儒家了，这样一直下来的话，您自己怎么看您的研究在这个谱系里面的位置？会不会过五十年之后，别人说，苏力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朱苏力：我觉得陈柏峰这个评价，从学术谱系来说，我承认。哪些问题重要？我会把很小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当中来看：为什么我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基层司法制度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为什么不研究最高法院，为什么不去研究中级法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最多的纠纷是在基层法院，90%甚至95%以上的纠纷都在基层法院。那么，这个太重要了，老百姓感觉到的法治不是最高法院你如何如何，也不是说我们写几本书或翻译几本波斯纳，他们就是看到了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而且都是特别辛苦的基层法院，特别被人瞧不起的。我在那个里面写了很多法官，那个老婆怎么养猪来供养家庭，这个法官没有钱，电话是锁着的。那么就要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变迁中基层制度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我写的这个关于中国社会宪制的问题，我试图把中国古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怎么合成的，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是注定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的，它居然慢慢成立一个大国，是哪些因素把它促成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注意，写这个书当中只是在一两章认为儒家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儒家最重要是解决了中国农村村落这一层面的建设，这个问题，也就是齐家的问题，因为古代一个村落就相当于一个家族，怎么在一个家族里面治理好？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你看，大家注意，最近讲的那个乌坎村两个村主任给抓起来了，贪污腐败。大家注意，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毛泽东时代是把那个基层政权问题往下伸，是党的组织往下伸一直伸到大队、公社。那大队实际上相当于村。但是毛泽东以后就把它撤了，撤掉以后就试图用彭真的思路来解决，就是村级选举、乡村的民主选举、乡村的基层政权建设，但是这实际上三十多年过来以后，我们发现是失败的，为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