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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觉得这种修辞是一个不利于经验研究的东西。恰恰相反，是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因此修辞并不在于修饰。比方说有些人说：“废除死刑是人类潮流。”我说，谁看到这个人类潮流了？凭什么你就看见了，我们就没看见？我就讲法学家就变成了一个巫婆神汉了，就是说我已经看到鬼和神了，你没看到。但是我们平常就讲，废除死刑是历史潮流，没有几个人去质疑它，都是觉得确实好像我们已经站在历史潮流了，我们已经坐上了这列火车了，我们已经走进了历史。我还在毕业致辞里面说，“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愿意同真理站在一起，总有一天会把真理挤掉下去，自己站在那里”。大家就会发现，同真理站在一起并不是那么特别光彩的事。其实就是说，在这时候事实上大家去思考，用理性，而不是用修辞来掩饰一些什么东西，恰恰是让大家去用经验去思考。像后来把那个真理挤下去的以后，自己站在那里，这种情况其实是连经验研究都没有，只是告诉大家没什么必要同真理在一起，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你只是同真理站在一起，你还不是等同于真理，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修辞说实话是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社科研究，但是可能在必要场合，还是需要一些修饰。在其他一些场合，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法官必要的时候是需要修辞的，这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说使他的语言更加能打动人。这种语言更能打动别人并不是永远说大词，什么“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光辉”，是吧？这个其实是不太有修辞的。有的时候修辞恰恰就是说非常平和的，娓娓动听的这种方式来修辞。我觉得修辞是一种策略。我甚至讲了在最没有修辞的地方都可能有修辞。比方说“无可奉告，NO comment”。比方说“又快又好”，经济发展“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这就是修辞，表明了这个国家经济政策发展重点改变了，那么这就是修辞，他用很简单的方式，只是说不要以我们通常理解的修辞来概括所有修辞，有什么华丽、煽情才叫修辞。我觉得这不叫修辞。修辞在于准确地表达思想，能够去影响你的受众，让你的思想，你想传达的观点准确地让你的受众感受到这种感受，传达了你想传达的，这就是修辞。 成凡：我继续看看最后一个是不是刁钻一点。我读过您的论文里头，感觉有点震撼感的是有一句话，记得是您形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争夺，这都是嘴角流着血，牙缝里有肉。当时我看着我觉得这感受很深啊。这是一种修辞还是说您对这个确实有一种切身的经历？（笑声）因为刚才您也提到法家。我附加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发生改变呢？因为我看您文章里也提到过，中国和美国的很多的社会科学不一样，原因有一个是我们的资源争夺太厉害，所以很多问题并不能像他们那样。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经济上已经比较有实力，在座的大多应该是“90后”了，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发生改变？对这个，您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感受？ 朱苏力：实际上我觉得写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因为，我一直是觉得当没有一个国家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容易变成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其实就是霍布斯所讲的一种状况。生物进化其实是如此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北京人、山顶洞人。其实你去看看那个地方，当时的山顶洞人是吃人的，他们出去打猎，现在发现头盖骨上是有洞的，是吃了人脑的。所以人类曾经是有过那样，而且一旦资源极其稀缺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还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五胡十六国，那时候胡人进入到中原地区，其实他们是不带粮食的，他们如果饿了没有食品就去抓汉人就杀了吃，汉人几乎就灭绝了，汉族几乎就灭绝了，90%以上就灭了。活的一些人就迁移到南方去了。这就是人类历史上，马前挂人头，马后斩妇女，这种情况是曾经出现过的。 我不认为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要是，比方说，来个小行星撞地球，资源一旦失去，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对人性的这个东西其实没太高的那种期望。我知道人都是会善良的，人在有资源的时候都会善良的，但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就会变。所以我在08年写地震的时候，我讲我们现在确实为汶川地震捐款捐很多，很多人甚至捐上千块、上万块，不再像90年的时候中国大洪水，很多人都会拿家里破旧的衣服，破旧的棉袄捐出去。90年，我那时从美国回来，就是出国很多年以后，第一次回来。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把家里破旧的捐出去。2008年，1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很多人甚至是打的到汶川救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带来改变？难道中国人变善良起来了吗？我就讲了，这不是我们人变善良了，而是因为我们富裕了，才使我们可以向世人去展示我们的善良。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机会去展示你的善良，对吧？当我家里孩子都没有饭吃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把唯一一个窝窝头给一个非洲的难民吃？这不是说我们不善良，而是说我没办法善良。所以，这就是我对人性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为什么写许多文章的时候始终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关注中国古代，也关注其中这样一个重要的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