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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我其实写过一篇文章《费孝通与文化自觉》，我觉得他更像儒家，务实、注重制度的功用，他对儒家的解释全都是制度性的功用的解释，而不是上升哲学、美学、教育学、人类思想、人类大同这些东西，他是非常务实的。而且，儒家的东西也非常讲究名，讲究利，讲究这个人有私心。我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我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儒家的人性论”，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试图是在追寻费孝通的学术传统，但是我也没想到，也不想一定要沿着某个传统，否则这也会变成一个负担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坚守一个传统的话，就会拒绝其他的东西，而我希望是保持开放的。不是因为我喜欢某个东西，就把其他拒绝，包括我对中国古代的很喜欢，那我可能就会拒绝外国的。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玩西方学术的，像福柯、尼采啊，帕斯卡尔，包括马克思，波斯纳、霍姆斯，像这些学者，很多学者我都特别喜欢的，蒙田啊，像这些学者我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不会因为喜欢他们，就把中国的忘掉。我也不会因为喜欢中国的，而把他们的忘掉。我也不会因为喜欢儒家，把法家给忘掉。 我觉得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我不太想我是坚持哪一个学派和传统的。为什么呢？我其实也讲过一句话，就算那一派是对的，你加入了，并不代表你赶上了那辆列车，你就通向真理去了。万一赶错了呢？你准备是上北京，结果开到广州去了。所以你搭得上搭不上那辆列车，没什么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人要想的通透一些，不必跟着什么历史潮流，我从来不大相信历史潮流，我觉得就是逆着历史潮流活这一辈子，有什么关系？（笑声）我觉得这是尼采的态度，我逆着历史潮流，活一辈子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允许我们可以去这么做了。这是我们前一代人，或是前两代人做不到，因为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你是必须放弃你的东西去参加到里面的。而在中国现代的社会，相比较而言，最多最多，你逆着历史潮流，大家不读你的书，不理你，那么不理你就不理你，我自己做一个小众的，也没关系。你可以看到，现在什么“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那些人，有好多，我觉得确实不好。（笑声）“卷珠帘”，霍尊的歌，我（也）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不如什么“要死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个歌好。（笑声）。但是，有人就是愿意那些装成怨妇的那种感觉的歌曲，卷珠帘就是那种怨妇的感觉，但是其实歌词又写得很不好的那种怨妇的感觉。但是，有许多人喜欢那么晚唐的风气，那怎么办呢？你就让他去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得的。 四、想象力、修辞与经验研究 桑本谦：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就特别想问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是为我即将要做的一个工作做准备，因为打算明年写一篇关于苏力的文章，也可能是我、柏峰我们几个人合写。（陈柏峰：“这点子最先从我这里来的。”（笑声）苏力：“知识产权。”陈柏峰：“但是他思路已经完成了，我还没思路。”）我们商量了一下，当然也没有征求苏力的同意，因为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因为毕竟，明年苏力60岁了，到了理论上的退休年龄。我们写这样的文章，目的不是给他歌功颂德，甚至也不是为了表达我们苏力老师的的持久的敬意，不是这样的目的，肯定还有额外的目的。所以，我就会关心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苏力老师近期发表的系列论文，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宪制。他说的宪制不是“三权分立”意义上的那种宪政，他说的宪制，最基本的含义是如何把这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文章发表出来，很多老史学家肯定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个路子和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不允许你在一定的素材的基础之上作过多的推测，甚至是猜测。尽管我们都知道，猜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至少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概率很高的可能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那种所谓的严谨和学术想象力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紧张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过度的严谨有没有可能会折断想象力的翅膀？ 朱苏力：我觉得学术是需要想象力的。我认为学术是非常需要想象力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伽利略的那个伟大实验。但是注意，这个实验并没有发生过，它其实是想象力的产物。就是他想象两个铁球同时着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个10磅的铁球10磅的速度落地，一个1磅的铁球1磅的速度着地。但是，他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做实验，他是想象。他说我把10磅的铁球和1磅的铁球绑在一起，那不就11磅了吗。那从道理上来说，就应当是以11磅的速度向下降。但是，如果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的铁球分开来看，一个铁球是1磅的速度，另外一个铁球是10磅的速度，那么这个1磅的速度落得慢，就会带着这个10磅的速度只能也要放慢，就是最多粗略地算下9磅的速度，那么从逻辑上来看，不可能既是9磅又是11磅。那么，他就说这个两个铁球必定是同时着地，这样才能解释说亚里士多德说的是错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完全是想象力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