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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批评我，苏力你不写一些重大的问题。我想，问题什么是重大问题？对你重大，可能对别人不重大。对于你重大的问题，可能是找个女朋友，而对另外一个人，重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把这个女朋友甩掉。（笑声）因此，对于什么是重大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选择对于我来看，在我这种人来看，我有社会关怀，我的学术对中国问题是有意思的。我甚至会写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我最近写过一个关于西藏地区一妻多夫制的问题，我还津津有味地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但是我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要努力使它把那个所有的学术可能性都展开，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可能与我有关。确实有学生说，你讨论的问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又不是为某个学者写的，在很大程度上既为读者写，也为自己写，在这个写作的过程是锻炼我自己的视角，也是锻炼别人。 至于说，为什么选题？我会大致有个什么呢，比如说写法律与文学的时候，我会以一系列文学作品来写这个；比如说送法下乡，我围绕中国基层司法制度来写；比方说，正在写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制度。那么，写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个领域，是还没开掘的，我去写，希望写了以后可能会引出一批这样的著作，那么，这个时候我是有点这个想法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的写作方式，他是有一定之规的，并不是说我写了另外一个东西，它就完全变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学者，就是尽管他写不同的题目，其实他大致的风格、表达风格、切入角度，还是会始终保持的。因此，一般来说，我写作的时候，我都会切入的角度比较小，从小事情切入，慢慢去剖开，那么，这个不会因为我换了一个问题，写作风格就完全变了。如果一个人的风格太变的话，其实证明他的风格还没形成。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方法，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在我所能想象的可能性都想出来。因为，这个注意，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讲过一次，写作其实是个力气活、体力活。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写作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活，写作是非常耗费体力的，特别是当你写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想象，你要设想有一个变量加入进来会引起哪些变量之间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很耗费体力的。写作是需要一个好身体。你看到，中国学者一般到五十岁就不大写了？一般体力都比较衰弱，我们这批60年左右出生的，从小营养不好，一般到五十岁左右就不大写了。美国学者为什么六七十岁还写？很大原因是吃牛肉的。（笑声） 成凡：上一拨问题不够刁钻。我提一个我自己感兴趣，我猜测大家也许感兴趣的问题。我记得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扉页，您用的好像是袁可嘉的诗？我大概记得好像是扉页这样写着“面对这一地斑驳，我看到了根本中的根本”。时间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了，您觉得根本的根本是不是改变了？或者，我再附加一个跟这有关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啊，如何改革啊，这样的话题声音都很大，改革是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 朱苏力：说实话，我引用那个诗以后，把那个诗救活了。（笑声）袁可嘉的诗是写得非常好的，他是一个非常现代派的诗人，但是很多人不太容易注意到他。但是他那首《母亲》我引用后，就是他写母亲从远方回来以后，看到母亲满脸都是笑容。然后写，在母亲面前，什么功名利禄啊，像树叶都吹散。我见到你，才知道根本中的根本。我觉得，同样是讲关于中国本土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才是根本中的根本，我觉得这是没什么改变的。 至于十八大以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跟学术基本没什么关系的。当然，大家会觉得我很政治的一个人，我是非常注重政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十八大的改革对于整个中国当然是很重要的，深化改革、体制改革，包括市场改革、制度改革，但是我觉得这跟学术基本没什么关系，我会关心政治就是说中国的独立，中国的富强，中国的安定，老百姓基本能够得到公正的保证，制度上的稳定，制度上别出现像乌克兰、俄罗斯，像叙利亚这种问题，像新疆的问题，疆独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我会非常关心这些问题。比方说我写过中国司法当中的政党问题，说中国是个“党国”这种概念，我不太会忌讳。恰恰往往别人认为非常敏感的，试图躲避的问题，我会去触及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开次大会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说实话十八大的报告我也没看，我只知道它现在在搞改革，所以我觉得不太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会不会写一些有关改革的文章呢？至少目前我不会去写。 不是因为我瞧不起，而是说改革不能从规划层面上去讨论改革。有些说可能是说可以从规划层面进行的，可能预测这些改革，哪些可以成功，哪些不能成功，有些不可能成功，不大可能成功，也需要去讨论，也需要去推定，因为它是积累经验。有些东西，你看起来不能成功的，可能实践起来反而能成功；有些看起来非常应当成功的，可是实践起来，因为有些变量，你恰恰没考虑到，结果不成功。这种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说，你看到不成功，结果却成功了；你看到肯定会成功的，结果没有成功。比方说，有些男孩或女孩，觉得自己这么优秀，女孩我去追她，一定追的上，可是就是追捕成；而有的人觉得这两个怎么也不合适，她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就会是这种情况。因此，对于改革的问题，我是抱这种态度，支持改革，我允许它犯错误，但是在我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不会轻易去发言。千万不要因为你写了几篇文章，你就觉得万事都能了。我觉得公知就容易犯这个错误，觉得自己当了律师了，或者当了一个什么东西了，能写小说了，像韩寒，写了几重门，然后就可以讨论革命、改革、民主，这都是能讨论的。好像是你亦成名了，稍微写了几篇文章，稍微写了几个字了，就什么问题都能讨论了。这就是公知在面对永恒面前，面对无限之前，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特别强大。当然这也是获得“公知”身份或知名度的方式。但是我会感到特别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