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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此产生的疑问就是，规范目的究竟是一个已然具有的观念，通过解释将其澄清，还是一个待形成的观念，通过解释进行构建？这涉及到对法律解释的认识论问题。站在解释者角度看，如果以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时的目的作为规范目的，那么，无疑持前一种看法，而如果认为规范目的是当下的、随着时代变动的观念，那么，无疑持有一种看法。从合理性角度看，规范目的只能是立法者的目的，它不该是解释者或者司法者的目的或者意志的体现。当然，法律所运用的语词所指涉的具体范围会因时代发生变动，相关法律规范之间也会因其中某种规范的变化而产生变动，从而导致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上发生改变，但规范目的却不会变化。例如，刑法中“毒品”的外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但刑法中有关毒品的罪刑规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 二、刑法解释方法与权利保障 规范目的的确证，应与法律的基本目的保持一致。对具体刑法规范目的的发现，就要与刑法的基本目的结合在一起，并服从这一基本目的。而刑法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人民和保障人权，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法解释，从效果上，就是要确立具体刑法规范的处罚范围以及轻重梯度，而这一范围和梯度的确立，自然涉及到个体（自然人和单位）的权利剥夺和限制问题，因此，在确定这一范围和梯度时，应考虑权力（即刑罚权）与权利的边界问题。对这一范围和梯度的确定，除了要考虑权力适用的内部限制，而且要兼顾从权利维护角度的外部限制，两者的共同限制形成刑法规范的适用范围和梯度。基于此，刑法解释方法，即应充分考虑内部和外部限制的必要性，这也是充分确保解释结论正当性的必需。从权力运作的现实看，权力扩张有着本能的冲动，实现其内部控制并不容易，因而即需要更多有力的外部控制，就通过确证权利来形成有效的外部控制。刑法解释，也就应将权利保障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维度，在解释方法的运用中充分加以考量。 刑法文义解释的效果，在于初步确定刑法规范的适用范围，而其对于实现解释结果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要实现公众对刑法的信赖。对待语言的态度，是解释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解释者自以为在理解语言上具有特殊的权力，那么，这一立场选择表现出来的自负首先就值得怀疑。虽然法律专业人士对法律的目的和精神、体系都有更好的把握，但是，在语言的理解上，尊重日常使用习惯仍是必要的。根据汉语词典当然不能得出合理而妥当的解释结论，但仍是获得特殊语词含义的一个根据，断然否定获取语言的一般含义的可能性，则何以证明解释所依据含义的可信性呢？普通人在理解刑法某一条文或者某个语词时，如果根据通常的一般语意来理解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就很难认为其行动是违法的，这是立法者与守法者达成的共识的基础所在；司法者和其他法律解释者，也应在一般语意上与守法者创建共识，这也是尊重其权利的表现。文义解释得出的结论，当然不是刑法解释最终结论，通过文义解释也无法直接获得刑法规范目的，但是，文义解释是保护个体对法律信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种信赖对维护法律的正当、有效实施，提升法律实施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比喻而言，文义解释是发现刑法规范目的的门槛，这个门槛是“门外人”也能看得到的；试图“穿墙而入”直达目的的解释路径，很难获得“门外人”的认可，在他们看来，如此而为已经“越位”了。 如果历史解释最基本含义就是考究历史上立法者的意志，那么，就我国刑法立法的实践看，“谁的意志是立法者的意志”，而“立法者的意志又是如何表达的”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无论怎样，在刑法解释中去考量历史的因素，仍旧是必要的。规范目的的形成具有经验的一面，这与社会治理的发展规律有关，立法者主要是依照治理经验立法，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因而对规范目的的澄清，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维度。在刑法解释中，兼顾历史维度，实际上也是确保解释路径及结论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刑法解释之直接影响到刑罚权的干涉范围及力度，而这又直接涉及个人（以及单位）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因而也就需要以历史维度来看待权利的具体内容。权利的内容，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总会有相当的历史延续性。例如，父母为管束未成年子女而限制其人身自由，常常被认为是父母拥有所谓“惩戒权”，但法律并没有明确父母有这种权利，这实际上对习惯的认可。所以，即便父母限制子女人身自由时间很长，也不能作为非法拘禁罪来追究。 刑法的体系解释，不仅应考虑刑法规范体系内解释结论的协调，还要考虑与其他法律保持必要的协调，进而促进法制体系的内在协调。显然，“权力”和“权利”是形成这种内在协调的主要纽带，详言之，不同权力的实施应保持协调一致，而权力实施与权利保障之间也应要协调一致。例如，关于违法一元论与违法二元论的冲突，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公权力关系的问题，坚持违法一元论实际上就是要确保司法权的内部统一，保持在处理纠纷上法律判断的一致性，而违法二元论则难免会造成权力行使上的不一致。确保刑法解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宪法规范、宪法精神的协调一致，即在解释过程中考虑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的指导作用。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如何在刑法解释中予以确认和维护，是解释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例如，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对于解释诸如刑法第64条有关追缴、没收的规定即具有重要指导和约束意义，简言之，就是在解释适用该条文时不能侵犯犯罪分子的合法私有财产。 从权力与权利平衡的角度来看，刑法目的解释，就是实质性地揭示刑法规范所体现的目的，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目的所根据的价值与整个法秩序的价值是相契合的。与其他法律不同，刑法很少直接规定权利及其内容，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其他法律来完成，因而对特定刑法罪刑规范目的的揭示，并以此为根据提出相应的结论，就应当考量其中所涉及的权利问题。通过目的解释，无非是法理和事理上寻求结论的正当性根据。以权利为分析工具来检验这一解释是否妥当，正是基于法理层面的研究。这里提出两个命题，作为目的解释过程中的参考：（1）行为人行使权利的行为不应认为是犯罪。对此，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但是，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却总会存在模糊之处。例如，在“黄静涉嫌敲诈勒索华硕公司案”中，黄静以向华硕进行高额索赔为条件进行民事和解的行为，仍属于其民事权利行为，并无违法之处，其向法院起诉或者向媒体曝光仍属于其权利行为，也无不当。即便其请求的内容并没有充分的法律根据，但是其请求权仍是存在的，并无违法之处。如此，就没有成立犯罪的余地。（2）行为人以违法的形式实现权利的行为，只就其违法部分承担责任，而不应就其实现权利部分承担责任。行为人行使其权利当然要有限制，如果以违法的形式来实现其权利，当然应就其违法部分承担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其权利本身。例如，偷回被交警部门依法扣押的车辆的行为，现在多有被以盗窃罪定罪的案例。其法律根据之一就是刑法第91条第2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实际上，该条仅具有法律拟制的性质，并不因此就赋予了这些单位对其管理物品的所有权。所有权作为最典型的物权，具有对世性和排他性，而且体现“一物一权”原则，一个所有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物。对于被合法扣押的财物同样如此，并不因为被扣押的财物占有的转移而改变所有权的性质。行为人偷回属于自己的财物，并不能认为其侵犯了扣押单位的所有权，因为其所有权相对于扣押单位的管理权（占有权）而言，具有优越性，因而其盗窃罪评价其行为显然是不妥当的。至于其违反有关扣押的规定、擅自进入扣押单位的行为，自然属于违法，但只应对这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必是刑事责任）。即便对上述四种解释方法的运用存在共识，总会通过这些方法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形成结论的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对语词一般意义的把握、对法目的理解上的差异、价值上的选择，而这些导致分歧的因素恰恰又与不同论者的基本立场相关。当呈现复数解释结论的时候，寻求“惟一正解”或者所谓“正确的解释”就是强求一致，未必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说服力。但是，司法裁判却又不能容忍复数结论的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即应采取一种“利益让予”的态度，采纳有利于被告的结论就是妥当的。当法律专业人士都存在不同认识的情况下，作为守法者的一般人持有对其有利的观念而行动也就理所当然。所以，将法律存疑有利于被告作为解决复数解释结论的一条最后的规则，就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综上，刑法解释活动，也是确保个体权利不受刑罚权不当（包括过度）干涉的过程，因而在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上，应将权利保障的维度予以突出，并在不同解释关节点上予以强化。 三、规范目的的确证与权力正当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