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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刑法规范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价值属性决定了定性模式既可演绎，也可归纳。我国采取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立法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德日刑法侵害法益（危险）即成为刑罚打击对象相比，差别很大。四要件修改重组后，三大犯罪论体系实现大统一，所谓三阶层取代四要件之说纯属笑话。案例争议与学派争议都是伪命题，要么是虚拟的，要么是以偏概全的。丰富的实务经验，广泛的知识面，对实务水平的高低具有决定性意义，刑法教科书的意义极为有限。
（一）双重属性与定性模式
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刑法规范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整体。 罪状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罪状直接描述的对象，是事实；罪状间接描述的对象，是价值。所谓间接描述的对象，是罪状除了事实之外可能具有的含义。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该罪状直接描述的对象，是“用刀将人杀死”这个事实；该罪状间接描述的对象，是“将人勒死、将人电击致死、将人毒死、将人掐死、将人溺死、不给婴儿喂食将其饿死、将人烧死”等这些生活事实的价值。这些差别极大的生活事实，与“故意杀人”罪状直接描述的对象——“用刀将人杀死”相比，事实上完全不同，价值上完全相同，因而都成立故意杀人罪。可见，罪状的事实属性与罪状的价值属性，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两者有机统一。其中，事实具有时代性，适用于立法时代最典型的危害社会行为，价值具有稳定性，能适用于不同时代千姿百态的价值相同的危害社会行为，从而决定了罪状的相对稳定性。因此，一部刑法百年不变，是完全可能的。 传统的定性模式，需要三段论，有大小前提，离不开刑法解释学。其中，重解释，重逻辑，这是一种演绎思维。事实上，这种演绎思维的实质，就是把罪状视为价值进行解释的。因为事实几乎不需要解释，价值才需要解释。这种传统的定性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容易出错、容易争议。更为糟糕的是，出现错误仍然符合形式逻辑，给人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幻觉。意见分歧时，很难统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直接定性法是替代三段论传统定性模式的最佳选择。如前所述，刑法规范具有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属性，所以抛弃三段论，废掉刑法解释学，利用刑法规范的价值属性，直接从案件事实中归纳提取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提取成功后就可以定性。这就是直接定性法。这是一种归纳思维，注意力集中在案件事实上，不得离开半步，主要依靠丰富的办案经验，从案件事实中归纳出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直接定性法，强调事实清楚，强调经验丰富，强调知识广泛，不强调法理论证，不强调逻辑性。直接定性法的结论，是从案件事实中直接归纳提取而来，具有客观唯一性，不容易出错，不容易产生争议。即使产生争议，只要回到案件事实中，就能及时解决。显然，直接定性模式与传统定性模式相比，简单实用，准确高效，争议少。
（二）我国立法的中国特色
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是我国传统的刑事政策，历史攸久。将刑罚的矛头直接对准社会危害性最突出最典型的行为类型，构成了我国“大民法小刑法”的调整格局。例如故意毁坏财物罪，入罪的仅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将财物毁灭，财物完全消失的行为类型，一种是将财物损坏，形式上财物还在，但完全报废了，丧失了使用价值的行为类型。这两种行为类型是毁坏财物的全部行为类型中，社会危害性最突出最典型的行为类型，直接造成整个社会财富总量的减少，所以成为我国刑法打击的对象。其他的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都纳入民法调整的范畴。我国“大民法小刑法”的调整格局，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最突出最典型的行为类型，还采取了“质+量”的混合立法模式，进一步限缩了刑罚打击的范围。所以在立法上，我国刑法打击的范围十分有限，体现了重视人权思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然，这也是基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刑罚成本极高的现实考虑所作出的明智选择。因此，我国在押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大国中是很低的，这一直是我国引以为傲的，是反驳西方攻击我国人权状况差的利器。 遗憾的是，我国德日派刑法学者张明楷等人，不考虑我国国情，不顾现实，盲目照搬照抄德日刑法理论。德日等国的刑法强调保护法益，有法益侵害（或者侵害危险），就具有违法性，就是刑罚打击的对象。在这种刑法语境中，放飞笼中鸟、将钻戒扔入大海等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如果照搬到国内来，不仅与我国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刑事政策相悖，而且不符合我国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法的形式规定。在张教授眼中，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是没有清晰界限的。也就是罪与非罪没有明确界限。另外，张教授认为许多罪名彼此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此罪与彼罪界限模糊。由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没有清晰的界限，不受拘束，张教授的刑法实质解释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然而，实质解释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受规范形式的约束。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片面强调保护法益（实质解释），忽略规范形式的约束，必然导致犯罪圈大大扩张。放飞笼中鸟、将钻戒扔入大海，既不是毁灭类型，也不是损坏类型，不符合我国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法的形式规定，不属于我国刑法调整的范畴。张教授将此种行为纳入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强行把类推解释说成是扩大解释的结果。只要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强词夺理就有空间。我国许多罪名都是这样规定的，刑罚只打击同类行为中社会危害性最突出最典型的行为类型，社会危害性稍逊一筹的行为类型归属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十分重要。放飞笼中鸟、将钻戒扔入大海等，这种行为由民法调整，民事赔偿就能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动用刑罚。张明楷教授强调法益保护，照搬照抄德日，脱离我国现实，实务部门应保持警惕，严防受到误导。
（三）三大犯罪论体系统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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