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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主持完成的中国法学会2014年度部级研究课题“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研究”（CLS(2014)C037）最终成果和中国法学会2016年度部级研究课题“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CLS(2016)D114）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见蒋伟：《全国人大将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法制周报》2007年7月13日。 参见徐盈雁：《许智慧代表建议国家加快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正义网2011年3月5日。《最高法：各地法院将推动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新华网2012年9月25日。罗斌：《救助刑事被害人需立法》，《人民法院报》2013年3月10日，等等。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4日。 参见兰跃军：《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129页。 参见黄华生：《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参见陈彬，等：《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参见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部2012年联合制定《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 参见陈彬，等：《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参见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笔者一直主张借鉴美国、英国等做法，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专门的被害人办公室，统一负责本地域内被害人认定与保护，包括接受被害人报案、权利告知、开展被害人救助、援助等工作。详细分析，参见兰跃军：《论被害人的认定》，《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兰跃军：《侦查程序被害人权利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