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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79—180页。如果严格分析，苏力在这个地方论述一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即司法与法学研究不同，即司法需要具有“固态智力”的老年法官审判，他们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需要一种“无言之知”，一种保守的特性在此体现；而法学研究则不同（参阅179页）。另一方面，他又说在历史上法学家常常比较年长（参阅180页），如果放在美国法官与法学家往往合一，则是没有矛盾，但是在法官与法学家分离的国家，即使在美国也出现分离的情况（比如说德沃金就不是法官）就出现了矛盾。 笔者曾经对此以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平为例阐释了这一观点；请参阅：蒋志如：《随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政治领导人》，?blogid=304219，最后登陆时间2008年1月15日。 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其实从该文以及他自己的学说，就可以看出该文就是其自己的写照！ 苏力：《法律与文学》，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4—113页；同时参阅柯岚对此的评价，柯岚《“制度唯物论”的贫困》， ?ArticleID=36964，最后登陆时间：2007年6月1日。 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140页。 蒋志如：《在中国法治路上——读苏力之《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载于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蒋志如：《法律与政治的分殊————读苏力之《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未刊稿；蒋志如：《法律与道德的分殊——读苏力之《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未刊稿。 参阅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8页。 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1页； 苏力认为乡土上的社会/中国也是有秩序的，也是实现了了“法治”的；请参阅苏力：《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7页。 具体请参阅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九、十、十一章。 传统中国，主要是乡土中国，对于生活其间的居民来说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一个静止的社会，一个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社会（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3页）；儒家文化在这么长久时间内的浸润，必然使一个即使没有系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对该“法治”秩序“了若指掌”，虽然可能“口不能言”。 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90，204－238页。 约瑟夫·奈：《粘性实力：美国霸权的另一支柱》，载《参考消息》，2004年4月4日，第三版。 参阅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费孝通就曾做了类似的论述，即“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转渡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请参阅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6页。 具体的论述参阅蒋志如：《中国法学研究的对内开放——评苏力之“批评与自恋”》，第四部分，未刊稿。 比如说费正清的老师蒋庭黻就曾感慨到，“现在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而瞠目茫然”；转引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6页。 也并不表明现在只有社科法学派了；请参阅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2页。 苏力的著就是典型代表。 苏力：《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同上，“读书乐”代序，第3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左、右、“洋”与“土”在笔者眼里是中性意义上使用的，不具有褒贬的意味，也没有高下之分。 苏力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请参阅苏力：《法律与文学》，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20页。 即许章润所谓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法学家；参阅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8页。 孙斯坦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很难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形成两极分化的对立观点倒是常常发生；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为完全理论化协议”的方式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具体论述请参阅凯斯·R·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 刘会春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与第二章。 梁治平在《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一文中有一部分对中国法学者在1949年前的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整理做了一个大纲式的勾勒；参阅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204页。 关于这一点邓正来先生有所论述。请参阅邓正来：《中国法学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7页。 参阅刘宏毅：《“三字经”讲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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