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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笔录丢失的叙述，再审判决书中是这样说的：“聂树斌抓获后前五天的讯问笔录缺失；案发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 寥寥数语，看似无足轻重，而它对每一位熟黯刑事案件侦查与审理的人来说，大家心里应该都明白，如此最关键时间段讯问与询问笔录的丢失，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认定会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无论是从发破案的一般规律去思考，还是从再审判决书用了“缺失”一词的普通含义来理解，都能得出这一“缺失”的讯、询问笔录原本是存在的结论。既然原本是存在的，那这些极其重要的笔录在再审时却找不到了，它们究竟去了哪里？虽然再审判决书没有说明，但或许关心该案的很多具备司法办案常识的人，都想弄明白这个疑问，都想了解一下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弄丢了笔录？ 显然，弄清楚笔录丢失的时间与责任，不是第二巡回法庭必须查明的事。不过，对社会关注度如此之高，社会影响面如此之大的案件，如果在得出了聂树斌存疑无罪的结论后，就轻描淡写地从此为这一案件划上句号，是乎真的有点解释不过去。 众所周知，聂树斌案从案发到现在已过去了二十一个年头，从王书金落网到该案事实出现反转也过去了整整十年。这期间，围绕着王书金的供述是否属实，其是否才是“玉米地杀人案”的真凶？聂树斌是否确被错杀等这些问题，河北相关司法机关可以说早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事实证据出现重大变化，当事人申诉不止的情况下，按处理这类事情的常规做法，审判机关对申诉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并再审，应该是工作的第一步。所以，对于依照法律规定存放在法院档案室内，早已终结的该案原始侦查卷宗及审判材料，第一个接触、复核的应该是审判人员。按下来，如果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那第二个可能则是，相关检察机关在受理申诉后调阅相关原始卷宗进行复查。第三种可能是，有关侦查机关在王书金供述系该案凶手之后，为了核实相关情节从法院借阅了该案卷宗。当然不排除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地政法委牵头成立案件复查小组，从法院调阅查看了全部案卷材料。 上述四种可能性，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按照卷宗保管和管理的规定程序，法院都应该保留清晰的卷宗调阅与归还的时间与路径记录。如果是借阅期间出现了这么多笔录丢失的情况，那档案人员在卷宗归还时应该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并要求借阅人说明。也即是说，不论是哪个机关借走了卷宗材料，存放卷宗的法院档案人员都应该把好这个关键出入关口的。分析到这里，不难看出，要是追根溯源的话，理论上来讲档案管理人员或能说清楚。 想必巡回法庭在审理期间已经做过寻找相关缺失笔录的努力，最终只是没有找到而已。迫于审理期限已到，只好再审并宣判结果。挺让人想不到的是，审判人员会把笔录缺 失的情况写进判决书里，作为佐证证据不足的理由之一。 其实，既然如此明确地提到了笔录缺失这件事，既然笔录缺失对综合评价原案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在再审后组成调查组，查一查究竟是谁玩忽了职守，究竟在哪一环节弄丢了相关笔录。 比起错案责任来，难道这一小小失职责任也不值得一提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