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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美 吴獬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关注和研究吴獬的人赿来赿多，研究文选的学术品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浏览《吴獬研究文选》时，我常常被某些精彩之文所吸引，为某些精辟之论拍案叫绝。但从吴獬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来说，心里又觉得有些不安：有些论文用文学作品中的形像思维来代替历史人物研究的逻辑思维，根据假设来创造事实或用传说来证明假设，其结论缺乏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真实性、客观性和逻辑上的说服力，其中有代表性且应加以廓清的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一、“改教”不等于“辞官” 弃政从教是吴獬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吴獬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在吴獬研究文选中，它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重头戏，也是学术研究的必选题。“文必提辞官”似乎成了吴獬文化研究的普遍现象。好象吴獬先生如果不辞官，形象就不够高大；辞官不彻底，品格就不够完美。这个问题不廓清，将会使吴獬研究走入误区。 首先，从历史事实上来说，吴獬辞去知县职务并非告别官场，而是由地方官转为学官。依据有四：其一，吴獬的玄孙吴惟黔2010年在《浅谈獬公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一文中，对吴獬弃政从教的经过作了具体的描述：1895年即吴獬任荔浦知县的第三年，冒险查出“猪崽案”以后，亲将具文及案卷呈送广西巡抚马丕瑶，马阅后直摇头并将案卷烧了，并向吴獬密透此案与亲王载匡有关，劝吴獬弃案自保。马与吴獬交情甚好，其两子曾受獬公私教而中举。为帮吴獬摆脱困境，马嘱吴獬辞职改教，马亲自将吴獬呈请辞职改教的公文交亲王载匡审批，转吏部存档，尔后吴獬获批为部选沅州府学教授。（以上参见《吴獬研究文选》第162页，李东雄主编2014年8月版）其二，据曾广钧所撰的《吴凤孙先生传》记载：“甲午春（此处有误，据吴獬年表记载：吴獬辞官应为乙未年），（吴獬）因县有“猪崽案”不得理，请假归藉……翌年，抚藩严催归任，公痛民隐之难于上达也，决请改教。”（见《吴獬集》第378页，【清】吴獬著，何培金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以下引同本著作简注《吴獬集》第**页)。可见吴獬回乡并非诸多文选中所说的“辞官返藉”而是“请假返藉”；其向上提交的是“决请改教”申请，而不仅是“辞职报告”。其三，吴獬（凤孙）年表记：吴獬丙申年即1896年决请改教后，获部选沅州府学教授并任敦仁书院山长（见《吴獬集》第388页）按清代官制，府学教授是官名，属正七品学官（见《中国历代职官词典》沈起炜、徐光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职称，敦仁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大专院校的校长。其四，1909年吴獬曾为《袁氏巴陵改港祠四修谱》写过一篇序，落款是:宣统元年乙酉秋，赐进士出身、同知衔，广西前任知县吴獬凤笙拜撰（《吴獬集》第333页)按清朝官制知府为从四品，同知应为正五品。综上所述，吴獬弃政从教并未脱离当时的官僚体制，只是由政界转到学界，用现在的话说叫正常的工作调动。吴獬转任学官，其职级并不比一个边远地方的知县低。况且吴獬在1909年前便晋升为同知衔，从他辞去知县职务时算起，十多年时间连升了四级。我们试想，如果吴獬真的与当时的官场一刀两断了，清政府还会连续给他加衔晋级吗？ 其次，从主观上推断，弃官不是吴獬的意向选择。据李洞庭所撰的《吴凤孙先生墓志铭》记载：吴獬出身书香门弟，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通过科举考试而入士，祖父曾任广西山角巡检，父亲曾任台湾大甲巡检（参见《吴獬集》第381页)吴獬自小接受的就是传统官学教育，其官场情结是不言而喻的。《吴獬（凤孙）年表》记载：他18岁中秀才，32岁参加乡试选癸酉科拔贡，35岁参加乡试举丙子科亚元，尔后二次赴京参加会式均落第，直到48岁第三次参加会试才被录贡，二月始登第进士。(《吴獬集》第385至387页）由此可见，吴獬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科举考场上，其入士的愿望是强烈且执著的。如果吴獬毫不在意自己的官衔，用得着花这样大的精力去参加科举考试吗？他帮人写序落款时，在自己的姓氏前面特意加上“同知衔”“广西前任知县”这样的官名？说明他对自己的官衔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一案受阻就赌气辞官，这不符合清代吴獬的性格，而是现代“吴獬”的意思。电视剧《弃花翎》作为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现代人没人把教授当官看，认为吴獬弃政便是辞官。在多数人心中：吴獬与腐败的清政府决裂赿彻底赿过瘾，其作品也就赿有感染力。但如果把时光穿越到清代去听取吴獬的意见，我想吴獬也不会同意的。 二、关于吴獬弃政从教的原因 谈到吴獬辞去知县职务的原因，学者们似乎众口一词：吴獬因查办“猪崽案”受到上司阻挠，愤而辞职。笔者认为，其结论过于轻率、也过于简单。要弄清吴獬弃政从教的真正原因，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应从清末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厘清“猪仔案”的始末。清代前期，清政府秉承明制实行闭关禁海政策，严格禁止劳力外流。流往国外的劳力，被称为弃民，不但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还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乾隆以后，随着马铃薯、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人口快速增长。在进入近代之前中国人口已突破4亿。由于清政府的腐杇与没落，这种人口优势不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了增加就业岗位宁可采取传统落后的“人海战术”也不愿引进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工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廉价商品开始在中国倾销，导致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村出现大量的无业劳动力，严重影响着清王朝的统治。特别是黑奴贸易废除后，美洲、澳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十分昂贵，于是西方列强便瞄准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就包括了赋予外国在华招募工人的权利这一项内容，从而把西方列强在华招募、掠夺劳工的行为合法化。1893年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正式废除了延续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允许国人自由移民，并按国际惯例设立领事保护海外侨民的权益。大量中国人口就这样被列强以招募劳工的形式贩卖到欧、美、澳洲和东南亚地区。（以上参见《清代华工出洋政策演变概述》徐艺圃《清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26至30页）“猪仔”是外国人对中国出洋做苦工的劳力的侮辱性称呼，那些专门贩卖“猪仔”的人贩子又称作“蛇头”。吴獬查办“猪仔案”的时间是1895年，正是清政府开放海禁的第二年，“猪仔案”之所以查不下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国家大政来说，劳力市场已放开，虽然采取坑蒙拐骗手段贩卖劳力仍属国法禁止之列，但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涉洋案件即使发现违法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处理，列强和买办“蛇头”很容易以招工的形式、以自愿作借口将贩卖劳工的行为合法化；其次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心目中，无业游民本身就是一块心病：就地安置没有那么多岗位，放任不管又怕这些人犯上作乱而影响自己的统治地位。让这些人到外国打工是最好的选择，不但为政府甩掉了包袱，还可以为地方财政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吴獬查办“猪仔案”上司是不会同意的，即使与他私交较好的马巡抚，态度也十分明朗——不但将他的案卷烧了，还力劝他弃案自保。再次从社情民意来看，无业游民的安置确实是事关民生的大事。那些被当作“猪仔”的人，大都没有文化或文化偏低，他们既听不懂洋话，也看不懂合同。所有“招工”手续，都由“蛇头”一手包办。在“外国遍地是黄金”的蛊惑下，这些人被当成了“猪仔”还在做作自己的发财梦。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即使将他们从“蛇头”手里解救出来，他们也并不认为你做了好事，反而认为你断了他们的财路。在这种情势下，吴獬辖区内的“猪仔案”查不下去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从吴獬本人的价值取向上看，弃政从教是理智的选择。从传统国学文化上看，吴獬是个儒士，但他与其他儒士所不同的是他儒而不腐。就象他的诗文一样法而不僵，虽然“其文出于唐宋名家、诗格在玉川、白傅之间”但“近而桐城阳湖，远而唐宋八家，均不足以束君”（《同年吴凤孙先生遗刊题词》曾广钧，《吴獬集》第4页）吴獬思想鲜活、与时俱进，特别同情劳苦大众。对于束缚民众思想的“上智下愚”“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礼教，不但不屑且常常予以驳正。对于愚昧落后、残害民众的封建陋习更是深恶痛绝，想方设法尽力革除。据叶德辉回忆，吴獬对世事具有惊人的预测力，且能通权达变。光绪戊戌（1898）年后，吴獬与他纵谈天下事，竟准确地预测到清政权覆灭的时间，他说：“诗纬家有五际，以戌、亥为革命。不越三十年，清社将屋。”（叶德辉《不易心堂集序》）吴獬的最初理想是单纯的：他只想做个为民办实事的清官。1889年会试后的朝考，本可入翰林的吴獬被抑为第三等，以知县即用分广西。在京举子都为吴獬鸣不平，但吴獬却不以为然，在赴广西之前曾赋诗一首：“一行作吏愧临民，海内吾师李子仁。万口青天万家佛，回看蓬岛是闲人。”（见曾广钧《吴凤孙先生传》，《吴獬集》第377页）诗中李子仁名李尚卿(1833～1905)字子仁，山东乳山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一生在湖南多处任县官，操守廉洁、勤政爱民，所任之处，县民都为其树碑立传，甚至铸铁碑颂其功绩。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在吴獬心中，翰林院只不过是养闲人的地方，当官就要像李子仁一样，做一个为万民称颂的清官。在广西七年，从巡抚幕僚、阅边随员到荔浦知县的从政经历，吴獬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见证了民间陋习的愚昧与落后，特别是“猪仔案”的种种怪像，让吴獬深切地认识到，在一个腐败横行、民智未开、陋习泛滥的社会环境中，凭一个七品知县的微薄之力去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是不现实的，在腐朽的清王朝官僚体制下靠个别清官来兴国济民也无异于痴人说梦。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开启民智、唤醒民众，通过移风易俗来提高国民素质，齐心协力与国内外黑恶势力作斗争。因此，与其做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知县，不如利用现存的资源优势，做个开启民智的教授。办学兴教是吴獬所熟悉的工作，他22岁便在临湘莼湖书院任教，在去广西赴任之前，先后任教于湖北通城青阳书院、岳阳金鄂书院。以吴獬深厚的国学功底、丰富的办学经验再加上钦赐进士、曾任知县、部选教授的名头来办学兴教，其影响力和社会价值要比一个而处处受制的小知县要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吴獬“决请改教”并非因查办“猪仔案”受到上司阻挠，一气之下作出的决定，而是痛感民智未开后经深思熟虑作出的选择。如果说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是为了唤醒民心，吴獬弃政从教便是为了开启民智。这可以从他用白话文所作的《戒烟歌》《戒赌歌》《放足歌》《破除迷信歌》和他编撰的启蒙教材《一法通》中可以得印证。 三、关于吴獬的进士排名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