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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于成龙“清廉俭朴、宽严慎刑、勤政爱民”，因政绩卓著，曾三次被举为“卓异”，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近年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挖掘整理于成龙为官时期的勤廉事迹，将他出仕前读书6载的著名人文景观安国寺建设申报为山西省廉政教育基地，在运用历史遗产服务文化建设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为官清廉”成就于成龙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于成龙于明崇祯年间考取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朝廷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时年45岁。 罗城当时被认为是边远烟瘴之地，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做官。罗城经过20多年战乱，既无城郭，也没有像样的官廨。此地民情复杂，有些老百姓因为无法生活，或逃亡，或干脆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瑶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互相仇杀，社会秩序混乱。 有朋友曾劝他不要去，做个清闲的官岂不更好？而于成龙依然从容赴任，给朋友的回答只是简单的“古人义不辞难”，清脆而苍劲。 于成龙到任罗城后并不以艰难为苦，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他迅速提出两项措施：张榜告示招抚流亡，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奏请“宽徭役、疏鹾引”，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经过奖勤罚惰，数年后，罗城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生活日渐丰盈。然而，于成龙自己的生活却始终清苦，甚至离任时连盘缠都凑不齐。据县志记载“罗人怜公，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都婉拒。他的亲人来罗城看他，老百姓知晓他没有几个钱，亲人千山万水来一次不容易，又送钱来。于成龙依然拒绝。后来，于成龙因举为卓异而迁四川合州知州，罗人“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于成龙还曾任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岐亭是鱼米之乡，物产丰饶。然而，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闲钱多用来接济乡邻，三餐常以豆腐为食，很少沾荤腥。于成龙后任武昌知府，一次，儿子看望他后将要还乡，于成龙为人之父又是大官，竟然没有像样的东西给儿子，只看到厨房里有只腌鸭，便割了一半给儿子带上。老百姓于是编了民谣：“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不但自己清正廉明，而且严管下属，铁腕治贪。在黄州上任伊始，他便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当时贿赂公行、请客送礼甚嚣尘上的风气，他发出《严禁馈送檄》，利用中秋节，从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青县知县赵履谦不顾灾民，敲诈贪墨。于成龙立即把他免官问罪。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从“牧民之官”升为“治官之官”。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他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按清朝规定，总督出门可乘8人抬的大轿，可有仪仗护卫等随从26至34人。但于成龙平时只雇骡车一辆，察访时也只有小儿子跟随，父子二人各带制钱若干枚，沿途投宿旅店，不住官家公馆驿站，很少烦扰各地州县为之张罗交通、食宿等事宜。有一次于成龙到江宁察访，地方文武官员城外迎候，直到日暮不见总督到来。正在众人惊疑之时，巡卒来报总督大人早已单骑进府，众人根本没有想到刚才单骑进城的竟然是总督大人。 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于成龙拒绝为其装饰邸宅，拒受馈赠，谢绝宴请。他根据实践经验，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由于他极力反奢倡俭，使“官吏望风改操”，金陵士大夫家尽换布衣不穿丝绸，婚嫁不再用音乐，有的官员减舆从、毁丹垩，豪强猾吏率家远避，世风大为改观。 官至富甲天下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仍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 ▊▊“勤政善政”成就于成龙的历史价值 于成龙一生忠于国家、勤勉辛劳、崇尚实干。他能从地方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政策和办法，维护大局稳定，创造了卓著政绩，深受朝廷器重，深得百姓爱戴。 于成龙到罗城时，满目榛莽，残垣断壁，盗贼横行，百姓逃亡。全城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为三间茅草破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编荆为门，垒土为桌。罗城地处万山之中，盛发瘴疠，瑶僮狂悍。同来的五名仆从，或中瘴气而死，或因艰苦而逃。他却以顽强的毅力，扶病理政。 于成龙采用“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城乡建立保甲制度，“严禁盗贼”。稍有安定后，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冒着“未奉令而专征”的政治风险，在全县搞乡村联防，组织乡民练兵讨伐为害城乡的“柳城西乡贼”。与此同时，他积极招募流民，恢复生产，奖勤劝懒。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办养济院、筑城墙。他刚柔并济，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一系列政策推行后，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逐渐恢复。 于成龙勤政善政，敢于革新除弊。他时常轻车简从，穿梭田间，问询疾苦，察吏安民。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将积弊尽行痛革。 于成龙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存有异议，选拔人才反对论资排辈，对他认为是廉洁有为的人才，屡次上疏直荐。 后来，于成龙总督江南，政务更加繁忙。他仍以古稀之躯，勤勉执事，不敢稍事宽假。他事必躬亲，“治事尝至达旦”。总督衙门“重门洞开”，汇报事情的官吏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卧室，“状如乡里学博”。有人劝其注意休息，他说：“我非不知食少事繁，养生所忌。吾虽尽瘁，于国家所得，不已多乎！” 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于成龙还组织编写了《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诚然，于成龙“廉吏第一”的称号无论从其坚持的道义和操守，还是从封建统治者对其进行宣传的目的讲，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成龙勤政善政以及其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无疑有其积极的历史价值。 ▊▊3、“古为今用”续写廉政文化时代华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