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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2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般情况下,如果某官员“仅仅是“涉嫌违纪”，相应对违纪人员进行检查后，给予党政纪处分也许就可了事;如果“涉嫌严重违纪”,则情况就比较严重，官员多已涉及犯罪了。因此，被称之为在中纪委第二次“回头看”中首个落马老虎的尹海林，接下来将被移送检察机关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但立案审查近5个月后，中纪委于昨日公布的对尹海林立案审查结果，却出乎大多数网民的意料之外。通报称，经查,尹海林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在私人会所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违反廉洁纪律,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住房,谋取私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审批项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尹海林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在尹海林被查处的一系列问题中，至少已经有两项涉嫌犯罪。一是被查出购买“超值”低价房。被称为“最牛开发商”的“官二代”、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曾在天津、江苏、山东等地开设公司上百家，通过违规开发积累财富上百亿元。其在天津开发的多个项目，普遍有擅自增加楼房层数，将卧室处理成“飘窗”、“装饰性阳台”，无限制扩大容积率等问题。尹海林与原任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同为天津政法委副书记，也同被指为赵晋“保驾护航”。后尹海林被查出购买“超值”低价房的房源，正是赵晋的楼盘。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就是钱权交易，不管这种行为披着什么样的‘合法’外衣，只要符合钱权交易的特征，就应当认定为受贿。商品房是件大宗商品，一线城市购房动辄几百上千万。根据两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私利，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规定，均已构成受贿罪。尹海林充当赵晋的保护伞，利用职务之便，在其向购买“超值”低价房中，其谋取的私利，无疑已远远超过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如果官方的报道能更加透明，应该从“收缴其违纪所得”的具体数额中就能看出。 二是被查出违规审批项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根据最高检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就应该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虽然相关数据在中纪委的通报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尹海林乃堂堂天津市副市长，明眼人从中不难看出，其违规审批项目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不说是天文数字，可肯定够得上刑责。 理论上说，纪委立案查处的是违纪案件，检察院立案查处的是违法案件，并不冲突和矛盾，只是两个平行进行的系统。中纪委虽然对尹海林作了处分，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尹已涉嫌犯罪，仍然可以立案调查，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最终怎么处理，通常是由纪委说了算;因此，某官员被双开之后，“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类似的表述，时常见诸于纪委通报。换句话说，如果纪委不同意将违法违规的党员（官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司法机关是无能为力的。更不用说是中纪委直接查处的案件了。 尹海林因严重违纪，从天津市副市长的位置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其降级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副省部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尹海林出生于1960年，即便没出问题，再过两三年也要下来了。这种“断崖式降级”，顶多就是退休金受到影响，但贪官又不缺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然不影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且依照有关规定，尹海林在受处分期间若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因此，无异于于"罚酒三杯"。且类似的事例，并非只发生在尹海林身上。据官媒披露，十八大以来，有10多名中管干部遭断崖式降级，如果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恐怕他们都会被公诉。 官员降级，一般只是针对其能力或过错。古代贬官可说是习以为常。清朝乾隆时期，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缺勤，受到革职留任处分，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的机会。贬官在国外更是家常便饭，大小官员引咎辞职有如过江之鲫。因此，拿适合于处分各类庸官的所谓“断崖式降级”，当作涉罪贪官的挡箭牌，党纪大于国法，明显践踏了法律底线，而以此为借口，体现对涉案的中管干部“心慈”手软一面，则会给现行体制留下“刑不上大夫”的口实。文／郑智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