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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催生了许多新事物，当人们在享受浏览网上便捷新闻同时，举手之间，浏览和评论正在形成一种力量—围观的力量。即使围观的你、我、他不说话，当围观的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就是一种民意。民意在交流、互动中达成一种共识，就成为强大到无法忽视的民愿，上升到一定共识，舆情就此形成。 如果2016年让笔者评论世界新闻热点，“围观”绝对是不二选择。最早的美国索诺登事件、维基解密网站挑战强大的美国中情局；毫无政治经验、脸书上信口开河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在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就法外用刑的杜尔特大选获胜；全世界都以为是闹剧的英国脱欧事件意外全民公投通过；韩国总统因曝光帮助崔顺实之女上个大学直到黯然下台等等，这些事件背后都是网络脸书、推特新闻围观引发。成于围观，败于围观。在强大的新媒体围观面前，传统媒体报刊、电视新闻显得苍白无力。 当围观凝聚成舆论事件后，继上访催生维稳部门后，舆情处理成为了政府面临的新的课题。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根据横山秀夫的同名推理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昭和64年》，描述了日本记者代表大众对警察部门逼问式的监督。连环少女被诱拐杀害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记者协会要求警察机关公开被害人情况和侦破进展，遭到强力部门刑警部的拒绝。记者协会强烈不满，要求向警察厅领导提交集体请愿书。片中主角三上作为警察公关部的科长，为平息记者的情愿，手段无用不极，不仅违背上级命令公布案情，并做好了向记者下跪谢罪的准备，因为他知道，一旦事情闹大，全部警局全要遭殃。片中警察的公关部与记者协会同处警察局隔壁，说明日本警察很早就注意舆情的把控。香港警察部门为了拉近警民关系，也设立有警察公共关系科，专门处理警队与市民、社会团体和媒体关系之间关系。 我国互联网媒体迅速发展，腾讯副总裁陈菊红曾说，一个全新的“众媒时代”已经来临。我国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技术成熟阶段，千元智能机均可提供完善的互联网功能。2015年我国智能手机保有量达到9.5亿台。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作为民众获得新闻资讯的主要方式，移动用户养成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及表达诉求的习惯。民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媒体大咖更是以接近大众群体意愿的语言、及时跟进的热点问题分析、观者随意的留言跟帖，迅速占领舆论制高点，赢得了更多的粉丝支持。互联网的便捷，网络媒体的推波，往往一个事件几天之内就由围观演变成舆情事件。 近年来，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社会利益关系趋于多样、复杂，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网络舆情事件越来越多，远的有孙志刚案，彭宇案，今年更不用说了，雷洋案、聂树斌案、罗一笑事件、雾霾治理、天津气枪老太事件，从年初到年末，此起彼伏。此类事件之所以成为网络舆情的焦点，主要是事件被各媒体不断挖掘，引申牵扯到民众的“带入感”。有媒体甚至喊出了“谁是下一个雷洋”的标题吸引眼球，民众理所当然的基于自身考虑选择成为围观者、呐喊者。然而，日益频发的舆情事件中，最终焦点往往引到了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对立面。这也与执政党领导的依法治国进程、改革正面举措大方向背道而驰，出现了法治在进步，褒扬却在减少的局面，值得警惕和深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来对于民众的声音，有堵和疏两种处理方式。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堵只能是暂时的手段，疏是未来舆论导向的必然举措。 作为公职人员，单个群体并不是强势群体，首先要时刻绷紧舆情这个神经，稍有不注意，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舆情风暴眼，将会承受不能承受之痛。往往一个公职身份就可能成为事件的引发点。昨天央视新闻采访做出一审判决的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时，该院副院长表示，判决结果出来后，产生的社会效果确实超出了预料。他指出，从法律的审判依据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符合情理，在做出判决时“可能想得没那么多”。可见，某些公职人员舆情意识还有待提高。 作为政府机关，时刻掌握舆情动向成了日常工作的必须。多数网络舆情事件的起初就是期望政府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回答解决问题中的不公平决策疑问。政府与民众交流渠道的畅通、政府意图的顺畅表达，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误解，及时化解冲突。片面置之不理、不予回应，甚至舆论封堵，只能导致这种不信任及不满在网络上肆意表达。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极易引发网民的围观，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再想挽回，费时费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