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被媒体称为“中央打虎力度最大的一年”——这表明贪污、腐化现象并没有在高压态势下缩减，还爆发了以省为单位的“辽宁贿选案”的巨大丑闻以及天津港爆炸的重大责任事故；更有“雷洋案”、公务员殴打小学教师、律师在法院被撕烂衣服等具体但负面的新闻事件频繁爆出；以及类似十面“霾”伏、拆迁致富（广州回迁奢华千桌宴）、京沪网约车实施细则歧视外地人、低排量车等引发的巨大争议等相对不那么具有主观恶性但却均从从这样或那样的层面、角度揭示出这个社会、国家所存在之各种问题的现象不断冲击我们的眼帘；当然，类似电信诈骗、拐卖儿童、微信诈捐、煤矿安全事故等“传统”丑恶现象也并没有消停……概言之，似乎我们的社会、国家随着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多了。 事实上，我们确实也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或者“这个国家、社会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又或者“真是只有更烂，没有最烂”……然而，我却依然乐观，这并不是说我对如上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恰恰相反，我甚至觉得我们国家的危险、问题远远不限于如上提及的这些。那么，我为什么依然乐观？ 我仍然乐观，是因为如果放在过去，以上这些问题大家都会装作没看到，或者装作无所谓，又或者装作“不关我事儿”——当然，也可能是敢怒不敢言，或真的没看见，但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大家不再否视了，而终于敢揭、敢言、敢评我们社会的各种疮疤了。 我仍然乐观，是因为如果放在过去，即便我们想揭、想言，也往往由于技术手段的不充分，而往往无法揭、无法言——就此而言，必须要感谢现代通讯所带来的自媒体技术。没有这些技术，以上这些问题将很可能因为没有充分的技术手段可以、可能被我们关注到，因而也更没有技术上的可能让我们讨论、评论，进而因我们的“围观”而可能改变它们的发展。 我仍然乐观，还因为今天全社会在面对如上这些问题时，除了谩骂以外，也多了一些相对冷静、理性的声音，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雷洋案”渎职嫌疑人某协警的辩护律师在发出他的声音后并没有引来片面地斥责、辱骂；另一个典型事例则是广州回迁千桌宴现象的讨论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更典型的则是“贾敬龙案”，最高法院顶住舆论的压力作出了自认为合适的核准后，在被骂的同时同样得到了相当声音的支持。 必须再次明确，我乐观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个社会、国家没有问题：就社会层面而言，不理性、公德缺失、同理同情心不足、阶层分化以及一定程度的阶层对立等都是非常现实则明显的问题；就国家层面而言，值得关注的问题则至少有改革的任意性（改革过程中不讲求改革措施的法律依据——最典型的就是司法改革以及传说中监察委的设立）、地方财政的跛脚化、地方权力的空心倾向（这两者相互关联）、不听话的台湾地区，更不用说还有险恶的国际大环境……我之所以乐观，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前述好倾向、好趋势——所谓乐观，不本来就是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吗？ 我之所以乐观，更进一步的原因则是，如果如上好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前述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或至少是缓解——我相信，前述社会层面的问题可以被很大程度地解决；而我也相信，国家层面的很多问题也是如此。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判断？因为我相信，关注产生力量，或者说，关注本身就是力量，进而“让改变发生”，而现代通讯技术让“普遍关注”成为可能。 所以，就公民个人而言，如果你想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那么，请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手头事情的基础上，学会关注并学着关注这个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要获得更多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么，则请学会、学着从大众的普遍关注中汲取力量。 我真诚地希望，通过“普遍关注”，形成当下中国的一种新型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模式，因为我相信，如果真这样，我们的国家、社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PS：两位学者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察。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最为关键的悖论命题是：“一个民主的政体需要建立在民主忠诚基础上的合法性批评；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的不信任对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秩序是重要的。大多数民主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假定制度化的不信任，这为那些愿意冒信任危险的人提供了一种支持或保险，为那些企图背叛信任的人设置了障碍，并且为实际的违背信任的行为——如果它们发生的话——提供了一种矫正机制。自发的普遍的信任文化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简单的说，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发的信任就会越多”；另一位学者奥弗则认定：“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达和听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评价为有效或者被驳倒，那么由于这种透明性给公民们提供的保证，它值得信任。” 2016年12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