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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圣诞节气氛与往年并无差别，人们依旧是狂欢、聚会，或是到教堂参加圣诞音乐会。然而，网络上亦如往年，呼吁抵制圣诞节的声音不绝于耳。 呼吁抵制圣诞节的逻辑十分简单--圣诞节是洋节，中国人不过洋节。否则，就是“数典忘祖”，愧为中国人。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话说得实在偏激且蛮横，但却也说明了爱国主义通常被作为道德绑架的工具。 从通常意义上说，圣诞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无非是作为岁末的一种狂欢理由，工作一年给自己一个精神愉悦的时间，并不意味想当外国人。至于一些在平安夜前往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或者圣诞音乐会的人，除教徒意外，则更多地是为了去欣赏一场免费的演出、凑热闹而已，也并不意味着不爱国。 相反，一些呼吁抵制圣诞节的人，反倒是衬托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抵制圣诞节的表面逻辑是“保护传统文化”，但言外之意是中国文化在于基督宗教文化碰撞时，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如果不抵制圣诞节，中国传统文化就会被“基督教化”。虽然这种论调在中国大有市场，但却和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中西文化碰撞的事实并不一致。 事实上，基督宗教的聂斯托利派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到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教堂被称为“大秦寺”，神职人员被称为“僧侣”。 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佛教的很多概念，包括将上帝称为“天尊”，耶稣被称为“世尊”，上帝的“三位一体”称为“三威”，弥赛亚被称为“迷诗诃”，圣徒被称为“法王”，魔鬼被称为“阎罗王”……这些说明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并没有如人们设想的那样被“基督教化”，相反是基督宗教被“中国化”。 明末西方耶稣会会士到中国传教，也面对着在中国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他们也深深被中国文化吸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地人物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 其中利玛窦因其儒学造诣被称为“泰西儒士”，他称呼基督宗教的上帝为“天主”就是因为《周礼》中的“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汤若望则对中国古代历法投入了很大热情，他也被顺治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修正了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不精确之处。贺清泰与郎世宁痴迷于中国书画，郎世宁更是侍奉过康、雍、乾三代清朝皇帝。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发散出的独特魅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古人对西方来华传教士也并未表现出明确的排斥之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表现了对西方文明的开放态度。汤若望受鳌拜等四辅政大臣诬陷，含冤入狱，出狱后辈分而死。康熙亲自为汤若望平反，并撰写祭文，甚至亲自偕孝庄太皇太后到汤若望墓前祭奠，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上流社会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大言之，也是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的文化自信。 相对于四百年前古人对待西方文明的开放态度，当下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反思？中国和平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大国，而国民依然生活在仇恨中，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形成鲜明反差。毕竟，大国地位更需要大国国民意识支撑，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仇视”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