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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消息称，一名男子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同一小区共购买了44套商品房，按照现有的《裕安区购房补贴及契税财政补贴实施方案》（以下称《实施方案》）相关规定，共可获得80万元的政府补贴。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后经当地政府部门调查，由于该男子的购房行为存在以房抵债的情况，并未兑现这一天价房补。 引出这一案例，我们需要首先从分析该地方购房补贴的政策性文件（《实施方案》）入手。众所周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了2016年我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库存政策的作出，就是为缓和当时日益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压力。去库存政策的推行无疑迎合了地方强烈依赖土地财政的心理，裕安区抢先快速出台《实施方案》的做法就可以为之佐证（该方案于2015年11月1日起执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但从天价房补事件的发生来看，地方政府在制定该财政补贴方案时，更多掺杂“去库存、保房价”的政治考量，并没有展现出政府理性负责的决策过程，导致实施方案漏洞百出，诱惑颇多。具体到该方案的内容来看，其对补贴的实施范围及条件仅限于房产位置、购房时间、房屋性质、房产面积等，并未基于购房原因进行除外规定。当地有关部门解释称，“当初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太细，没料想到有人会买这么多房子”，“没想太细”的结果就是政府补贴的福利性转变为诱惑性，终而导致有人“借政策漏洞耍滑头”。 回归到问题的深层进行剖析，政府决策的谨慎全面关系到底层执行的道德去向，如果政府考虑全面、“想的过足”，政策的下层摇摆就不够明显，反之，则晃动难定。尤其是关系到财政补贴发放这一问题，对于私主体而言，虽然让其缴纳个人财产于公共集体（如征税、收费）等困难重重，但鲜有个人会拒绝来自公共的财政福利，甚至一旦财政补贴政策的操作过于不确定，财政福利就有可能裂变为财政诱惑，如同“毒苹果”、“食人花”一般毒蚀人心道德。当我们聚焦于财政收支层面的政府权力控制之时，也不能忘却财政收支层面的政府权力建设。言述于此，笔者联系前述天价房补事件，针对财政诱惑的控制有如下拙见： 一是政府的决策要更加细致谨慎，既需要“管少点”的政府，也需要“想多了”的政府。在税收征管方面，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国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因而我们需要强调税法的规范确定性、解释确定性及适用确定性。在财政支出方面，随着公共事务的治理精细化，更需要支出的选择确定性、去向确定性和用途确定性。确定性立法是减少财政诱惑的第一道防线，当然政府也是理性人的组织构成体，亦难免疏漏，这就需要政府在决策时更多收集信息、发挥专家作用、广纳社会意见，使得决策更加全面、科学和民主。 二是政府的决策解释权有待跟进，通常政府的政策性文件最后一条都会说明制定机关有解释权力，决策解释权是对难以规避的“政策漏洞”进行的补充性明确。但目前，政府的主动解释动力不足，一般是外部监督发现问题，才会引起政府发动解释，如果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发现问题时，违法行为人施以关系手段或金钱贿赂，则可能政府的决策解释积极性就会下降甚至消失，决策解释的发起缺乏固定程序引发补充性确定无法跟进，进而使得政策漏洞被一次次的违法而放大，滋生“潜规则”甚至“共知的灰色空间”。针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行政解释程序的制定来防止财政诱惑的变异。 三是财政补贴要从事前控制向全面控制转变，以往政府给了企业或个人补贴之后就不再管，但现实中一些企业或个人挪用补贴作它用比比皆是，如盼着补贴下发给工人发工资或作周转资金来用等，这样实际上补贴并未契合最初的目标用途，如维持产品的市场价格稳定、引导企业产业转型、鼓励科技绿色产业发展、提倡企业自主治理污染等，因而，政府不能认为补贴“发了就算完了”，还要加强对企业的补贴用途进行审核监管，一些专项补贴应当实现专款专用，通过政府审计、预算报告、支出绩效评估等手段来确保财政补贴的福利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