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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首发于《新京报》新媒体微信公众号“沸腾”。 日前，备受瞩目的北京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又有了新进展。今年7月，32岁的游客赵女士中途在猛兽区下车被老虎拖走，其母周某下车救女遭老虎撕咬最终死亡，赵女士本人也严重受伤。赵女士目前已向延庆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索赔155万余元，并已获法院立案受理。昨天下午，周某家属向延庆法院递交申请，希望延庆法院回避，由北京高院指定管辖此案。 在起诉书中，赵女士指出，园方提供的猛兽区“自驾游”项目系违法经营，项目设计本身的缺陷很大，是造成其遇袭并重伤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其母周某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未有效救助的情况下，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母亲下车施救，其性质应属于“见义勇为”，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应全部承担母亲的死亡赔偿。对此，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方面回应称，“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们有自己的律师，随时都能出庭应诉”。 看到报道，很多人都在疑惑：母亲救女属于“见义勇为”吗？在一般人看来，“见义勇为”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是一种正面的道德评价。很多人相信，促使周某“勇为”相救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源自其发自内心的亲情和母爱，而非完全与己无关的“见义”。而在法律层面，目前还没有“见义勇为”的严格定义。唯一最权威的表述出现在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部等七部委于2012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中。该《意见》序言部分第一句是这样表述的：“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障，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扶”。从立法技术角度，这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而且从法律位阶看，这也只是一份政府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设定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因此，这份《意见》对于本案民事责任的厘清并无太大助益，也无法成为法院判决的主要根据。 跳脱赵女士诉状中的特定用语，回到法律关系的实质，我们不难发现赵女士关于其母周某对其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子女一旦成年，那么不顾生命危险的去营救子女便不再是法律上的义务。因此，本案的焦点问题转化为：周某在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况下协助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营救赵女士，园方是否应该对周某的死承担赔偿责任？ 也许很多人，甚至园方都可能会援引延庆区人民政府 “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故调查组”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既然政府已经认定该次事故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那么园方应该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样的简单援引在法律上很可能是不被支持的。一方面，赵女士并不认可该调查报告的结论，正在提起行政复议；另一方面，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调查报告》指向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责任和园方在行政法上的责任，这与园方的民事责任虽有联系却不完全相同。园方是否应当对赵女士等人承担赔偿责任，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审判，政府部门并没有权力对此做出终局认定。即便政府认定老虎伤人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也不意味着园方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相反，我国法律有一系列条文都在支持赵女士的索赔主张。 在法律关系上，赵女士既可以援引《侵权责任法》也可以援引《合同法》来支持其诉讼请求。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许多条款也对赵女士有利。比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等等。虽然有证据显失，园方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警示和提醒，也进行了及时的救助，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园方在安全管理和危险营救方面已经尽到了全部的责任。因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安全防范和营救生命的责任也是没有止境和上限的。将园方认定为周某协助营救赵女士的“受益人”并不为过。 道德评价具有自发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法律评价则相对明确、具体和一元。如今随着司法程序的启动，“不守秩序、咬死活该”之类的情绪表达必须让位于中立的司法审判。动物园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与其继续吐口水，不如搬个小板凳，理性围观，静看法院如何判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