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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的人都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伴随，尊重传统并不仅仅有文化意味，其实也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味。尊重传统，其实也是尊重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有利于推进工作的“统一战线”，实现“双赢”局面，这也是尊重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尤其需要注意，历史进步需要时间，人们在历史面前还是要有耐心。孔子对此有着长远的眼光与充分的耐心，他对短期内的个人事业似乎有些着急，但从长期看，他知道历史急不得。《论语》中的论述有的意义相反，也是能够协调起来的。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 传统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孔子面对复杂的时代局面，坚决表达了否定态度。如果天下有道，治理良好，现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政治权力越来越下移，普通人逐步能够分享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与政权治理。《论语》面对一个变化迅速的过渡时代，无法预知未来的发展，但对治理良好“天下有道”的局面则是追求不已的。 今日的社会社会公众已经取得了更多的权力，能够对现实政治施加更多影响，但如何更好地使各方面的利益既能得到表达，同时也能在政治制度中得以代表，仍不是容易的事。 适应时代变化孔子处于一个突出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因而，《论语》中留下不少从消极方面进行政治批评的内容。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维持既已确定的行为规范，就会导致社会失去稳定，孔子的态度是优先“恢复秩序”。 首先，消极方面的“恢复秩序”要求及对违规者的批评。 这些批评当时是因特定的事件而有明确的所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即对违背礼制的僭越行动予以坚决的批评与否定。《论语》的相关文本如：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对于那些机会主义地对待礼制的人与事，孔子是很生气的：你连内容都不要了，还搞那些形式做什么呢？这种伪善，还不如赤裸裸的小人行径更容易判断是非。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上述几章，都是对保重视礼乐的形式，而忽视礼乐的内容之做法的批评。形式只有负载内容才有其意义，缺乏真实意义的形式就徒劳无益了。 其次，对传统礼制进行积极的创造性阐释，恢复社会秩序。 执政者应当明确老百姓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样，社会就具有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各方面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边界与义务所在，从而能够实现井井有条的和谐秩序。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正名”，即端正名分，实际上即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相当于今日立法者工作的内容。在一个变化迅速、各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角色认同混乱的情况下，“正名”是首要之急。正名之后，即权利义务确定之后，无论是确定法律责任，还是进行道德评价，才有一个可以参照的客观尺度，才能真正对人的行为进行评论。 在传统社会中，行为规范离不开社会的判断，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由于生活内容基本相近，因而价值标准相似度较高。如何判断行为的价值，需要参考“群众意见”。“人民满意不满意”，是一个重要尺度。但人民满意不包括满足群众中的“刁民”，而是要以善良公众的尺度为标准。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 因此，也才能理解孔子对于诉讼的态度。如果作为执政者，审理案件就要依法办事，但孔子的追求是群众不要打官司，矛盾消化在民间。今日学者对此批评甚多，或者以为“无诉”是不鼓励群众行使“诉权”，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倡家庭与家族内部事务由其自己解决，尽可能不把事情闹大，伤了和气，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赢了官司输了面子，对当事人并不划算。在邻里乡亲长期聚居的社会中，这一点其实包含着深刻的人生经验。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才能够理解孔子对“父子相隐”的态度的含义。亲属之间的基本信任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价值，不宜鼓励亲属之间的陌生人化式的交往方式。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