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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乱作为、不折腾，听起来并不那么积极，但做到这一条并不容易。历史上常见的是以给百姓创造福利的口号来祸害他们，或者虽然真心为百姓谋福利，但是利益格局之调整往往是损害百姓利益的调整能够实施，损害权贵与其他强势集团利益的调整措施不能实施到位，改革的结果就只能向着损害百姓利益的方向一路向下，最后危及政权合法性及生存。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坚持“不折腾”的底线，已经是大政治家的视野与修为了。 二是，为政顺民心，才能获得百姓支持。 怎么样让老百姓信服呢？提拔正直的人，放弃不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信任政府了。“直”与“枉”的区别，就是能否给百姓带来利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怎么获得老百姓对政权的支持呢？严肃对待政事，宽厚对待人民，给各类人以发展机会，这样，老百姓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支持政权了。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所以，政治没有什么秘诀，无非是让人安居乐业而已。用今天的标准可以很形象地说，如果人民不愿意离开本国，而外国人争相移民入境，这就是好政治的标准。反之的情况就很难评价了。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理想的政治家莫过于管仲与子产，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比较高。 子产对待老百姓是比较亲切，孔子概括了四个方面：没有官架子，尊重领导，给老百姓得实惠（民生搞得好），征用民力适当。这样，老百姓就满意了。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孔子曾经系统地表达了对于政治的主张，即“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上述内容在《论语》中篇幅算是较长的，可以将其概括为“五条原则，四条禁律”。 “五条原则”是：尊重人民利益（惠），节制使用民力（劳），追求合乎公义（欲），待人公正合理（泰），行为举止庄重（威）。“五条原则”对执政者的行为提出了具体指导：不侵犯人民利益；不过量搞建设工程；行为举止在大原则与小细节上，都符合群众对领导的期待，这就是好领导了。 “四条禁律”是：禁止不行教化而直接使用刑罚；避免不先制止而待后果严重时制裁；禁止不先提醒而导致失误时制裁；不以过度吝啬苛刻的态度对待百姓。这四条禁律，贯穿了一个意思，即：统治者要以“善意”的方式对待老百姓，不能不进行警示、预防而坐视其走向更严重、更过分的结果。那样，即使你的举措在形式上合乎法律的规定，但仍然违背了善良政治的原则。 尽管“五条原则、四项禁律”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政治的原则与禁律，最重要的一条则是政治诚信。政治家要讲诚信，这是执政者的基本道德。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顺民心的政策，并不容易执行，这涉及到执政者与统治集团利益的矛盾。社会财富多大程度上分配给普通百姓，多大比例分配给统治集团，是一件利益冲突的大事。可以不严格地说，那些在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所谓“盛世”，大体上实现了“顺民心”的标准，而其他多数时期则并未达到这一点。 第三，理想政治目标是和谐安定。 《论语》虽然强调一种和谐秩序，但并不以秩序为最高标准。相反，和谐与秩序应当充满价值意味与道德内涵，这就同形式法治式的治理目标截然不同。最典型的是如下的表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有秩序固然好，但这仍是次一级的状态。比它更好的治理状态即“有耻且格”，人民受德、礼等规范所感召，不但按照规则行动，而且理解规则的意义。 孔子曾经赞扬过不少古代与当代的政治人物，也批评过一些不良的正当现象，但整体上，《论语》还是提出了评价政治的标准。“圣”与“仁”是两大理想的政治标准。 “圣”是《论语》中对最高政治理想；“仁”则是次于“圣”的次级政治理想。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圣”的政治理想，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政治能够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更多地实现“给予”的政治，而非“索取”的政治。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实现这样的目标相当不易，可能只是一种悬置的高标，启发政治家向此目标努力。 “圣”的标准之所以作为标准，在于它不仅提出了理想标准而且还要求能够实现，因此《论语》中揭示了“圣”的艰难：“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让所有人都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古代的圣君尧舜也未必能做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