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法院援用宪法观察报告_邢斌文(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本案中原、被告虽为十多年的夫妻，但已…离婚，原、被告现已成为两个能够自由恋爱的合法公民。……被告毁坏财物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应予以制止。

根据表1可以看出，在《制作规范》发布后，个别地方法院并未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制作民事判决书，而在刑事诉讼中，个别法院也存在以《宪法》为裁判依据的情况（案例19）。应当说，上述判决书中法院援用宪法的做法是不规范的。首先，从上述案件大都情节简单，如确认宅基地买卖合同的效力、明确子女的赡养义务、认定侵权责任、明确矿产资源的权属等，根本没有必要援用宪法。其次，即便法院需要援用宪法进行说理论证，如强调公民的法定义务、明确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权属、对相关民事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说理时援用宪法足矣，亦无必要将具体的宪法条款作为裁判依据。在2016年及之前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案件中，不乏与表1所列案例案情类似者。值得注意案例13，仅仅依据《宪法》第四十五条而没有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即作出了判决，这种援用宪法的方式在实践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在房管局有证据证明被告不符合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形式条件、但解除该行政合同后被告将面临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法院以《宪法》第四十五条为依据判决合同继续有效。从效果上看，法院的确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彰显了《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权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原意，但从法律适用技术上来看，法院是否只能依据《宪法》第四十五条才能够得出这一判决结论？这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再次，与2015年的情况相同，笔者搜集到的以宪法为裁判依据的判决书都是由基层法院作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以宪法为裁判依据的这种援用宪法的方式并不为上级法院所采用。中级法院虽然可能维持相关判决，但并不一定认为以宪法为裁判依据的做法是规范的。如前所述，在《制作规范》的约束下，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行为作为一种“不规范”的行为，越来越缺乏正当性，基层法院的相关做法反而说明了判决文书的制作需要进一步规范。

因此，在尊重《制作规范》的前提下，“法院如何援用宪法”这一问题可以具体为“法院如何援用宪法说理”。从法院援用宪法的文本范围上来看，在2016年法院在说理的过程中存在援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条款的空间，例如援用《宪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论证地方政府部门拥有相关具体职权[14]；援用《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说明村委会、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关于村委会、居委会相关行为的争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5]，但数量极少；法院也在一些案件中援用《宪法》总纲中的第九条、第十条进行说理，在学术层面相关案例也不具有典型性，法院援用宪法的条款仍然集中在《宪法》第二章。因此，“法院如何援用宪法说理”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法院如何援用基本权利和义务条款说理”。根据2016年的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可以进行如下的描述与解答：
   第一，地方法院虽然主要在民事裁判中援用宪法说理，但刑事裁判和行政裁判中也存在着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空间。虽然《制作规范》从标题上看只是对民事裁判文书制作的规范，但确认法院能够在民事裁判中援用宪法说理，对于法院在刑事、行政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说理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正当化作用。在1955年最高法院“不得援用宪法科罪量刑”的批复废止后，对刑事诉讼中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行为也需要进行规范。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情形主要有三：一是强调刑法所保护法益的重要性，例如援用《宪法》第三十七条公民人身自由条款论证非法拘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16]，援用《宪法》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条款论证侮辱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17]，在涉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诉讼中，法院通过强调 “审判权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不允许任何组织、团体或个人蔑视法院裁判的权威”来回应辩护人无罪辩护的意见[18]。二是基本权利阻却了相关行为的违法性，或者构成了从轻处罚的因素。如在“DroriPini故意伤害罪案”[19]中，法院通过援用《宪法》第三十九条住宅安全权条款和《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侵入住宅罪条款，论证被告人对手持伸缩棍闯入屋内吵架且拒不退出的被害人的人身伤害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判决被告无罪。在“张某犯故意伤害案”[20]中，法院援用《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说理，认为被害人侵犯被告人财产权在先，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人故意伤害罪名虽然成立，但也应酌情从轻处罚。三是在涉及特定罪名的案件中回应辩护人意见，如以是否违法为标准区分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行为，否定辩护人根据《宪法》第三十六条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提出的辩护意见[21]。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援用宪法说理，认定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22]，或认定相关行政处罚应予撤销（下文详述）。在有些案例中，行政诉讼的被告也会援用宪法，作为相关行政行为（主要涉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确权和颁证）的法律依据，法院在极个别情况下会认定相关行政主体依据《宪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法律适用不正确”，判决予以撤销[23]。

第二，法院在民事裁判中援用宪法说理亦可以分为三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