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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本质上是一种印刷品，如何印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信用支持，从而得以发行使用。纸币初次发行的过程实质上是以拟制价值符号替换真实财富的过程，相应纸币据此成为公众持有的价值符号，而背后的真实财富转移归发行者所有，所以，纸币的初次发行就是一种掠夺。只有政权才能实现这种掠夺，所以纸币都是靠政权支撑的，这也是政权的内在属性之一。 虽然通过发行，纸币替代了财富，但如果公众手中的纸币不经由特定渠道回收，不重新纳入政权控制范围，则随着时间的持续，公众会选择重新持有真实财富，如此，则货币的拟制价值以及政权的经济功能必然落空。 所以，相比之下，货币的印制和发行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发行出的货币及时回收，以确保基于纸币而奠定的社会财富结构的稳定，而社会财富结构稳定，政权就稳定。回收纸币还可以建立起货币衍生机制，也即对真实财富形成反复购买能力的机制。 这种机制就是指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银行以吸收存款的方式将货币重新回收控制。这也确证了一个道理：金融系统无论其股权归属如何，实质控制权都需自觉地纳入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无论是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保险公司，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都会吃苦头。 由此推论，金融风险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因为它会影响实体经济，而是因为它会改变现行相对稳定的财富结构和政权的经济基础，从而影响政权的稳定。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似乎已经很严重，但真正的治本之策迟迟不见出台，原因同样在于经济脱实向虚只影响社会财富的形态，而并不影响社会财富的结构和财富分配的路径，不直接触及政权的经济基础，算不上许多人声称的或者想象中的那样严重的问题。 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银行体系回收纸币的手段是“集资”式的，也即以欠债的方式将公众持有的纸币回收集中，然后重新发行，以达到反复替换社会财富的目的。这种方式虽然既可以实现回收纸币的目的，也能够实现以拟制价值反复替换真实财富的政权存续目的，但却会导致以政权强制力为承载的名义债务总量不断攀升的后果，政权的信用负担会越来越重。当政权的信用负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超出政权的承受能力，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金融体系此时就走到了尽头，面临功能突然丧失的危险。 国际上不存在政权的债务承受力这样的指标，但政权稳定、军事强大、控制力强的政权，其纸币信用必然强大，这是任人皆知的常识。理论上，纸币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必须辅以政权统治力的不断加强，如果二者之间不能同步，就会形成背离，不断背离的结果必然是破局。 问题是纸币可以随意印制，而政权的统治力不是随便就能加强的。 为了解决银行体系的缺陷，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不久，货币的回收机制就尝试着从“集资”走向“估值”。集资的手法是白描式的，就是公开直接地向公众“收钱”，没有金融牌照的叫做“非法集资”，拥有金融牌照的叫做“吸收存款”，稍微高级一点的叫做“理财”。 “估值”的手法是相对婉转的，其实质是将某些特定实物或概念高估其价值，拟制成为财富替代品，然后销售给公众，从而回收货币。或者也可以解释为是将纸币发行的套路重新又玩了一次，这些被估值的东西就象当初将印刷品拟制为货币一样，成了一种价值符号。 当今时代，国际上最通行的“估值”符号就是“股权”。除此之外，还有“房子”等。 单个股权的估值取决于对应公司的信用，整体股权的估值取决于政权的信用，或者说是资本市场的稳定程度和吸引力。美国的经济状况再差，美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最具吸引力的，估值也一直是最高的。这与经济无关，与政权实力有关，这不是简单的股东权利，这是金融，是货币。 所以，证监会的首要使命不是IPO，不是保护小股东利益，不是为企业融资，而是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扩容。资本市场的稳定是最大的“维稳”，资本市场的扩容是在扩充政权的强制力。 “估值”成熟之后，“集资”和“估值”并行作为纸币的回收机制，同时也成为金融体系的核心领域。但金融仍然面临尽头的问题，那就是“集资”和“估值”不能形成“竞次”的局面，如果政权失信或者遭遇外部危机，股市下滑和纸币贬值会相互强化，金融风险带来的冲击将会更为猛烈。（文：人半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