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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后人给出的“评价”，现世是前人留下的“报应”。 讲“报应”决不是文化自轻或者唯心主义，而是说兴衰始终与“传承”有很大关系。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样的说法才是“文化自轻”。 “评价”远比“报应”重要，是因为“评价”决定了你要怎样总结过去，怎样总结过去决定了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做出怎样的选择决定了你将留下怎样的报应，而留下怎样的报应又决定了后人会怎样评价你。 历史有轮回，但决不是一个圈。 如果把历史画成一个圈，那肯定是因为今人只承受了报应，而没有好好地进行评价和反思。然后，留给后人的基本上也只有“报应”。 民主革命以前，始终走不出秦制，正是因为秦制的工具效用远远大过了反思理性的吸引力，所以，评价的重点总是超不出前人以及前人的人品，而不是制度。 评价来评价去，无非君王被分成昏君和明君；臣子被分成忠臣和奸臣；而制度一直就是那个制度。 以对人的无情否定来代替对旧体制内在缺陷的反思，从而佐证新生王朝合法性和政治合理性，这一直是各个朝代的惯用手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轰轰烈烈，都是因为在打倒反动派的同时，还砸碎了旧体制。 但轰轰烈烈过后，就不一定了。 这种手法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今世界许多已经民主化多年的，或者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交替之际总要经受一番你死我活的攻讦，即使已经大权在握，老对手没有身败名裂也绝不罢手。另一方面，对个人品德的颂扬又是那样的急切和执着。 照此推论，朴谨惠悬了，马英九也不保险，连特朗普似乎也对此好好地研究过一番。 而人在评价他人时，又是如此地富于感情色彩和个人功利，对敌人的敌人的好感不由自主地就压倒了对敌人的交情。历史因此才陷入“成败论英雄”的魔咒，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像海昏侯，本来一表人才的，愣是给说成了贼眉鼠眼，两千多年后沉冤昭雪还多亏墓室藏得够隐蔽，没有早早地被盗墓贼或者红卫兵们洗劫一空。 海昏侯当过国君，大人物的生死荣辱素来惊天动地。但最近被平反的那几个死刑犯原本都是无名草民，能被平反却也是在闹出举国上下的动静之后，并且多数还赶上了真凶“仗义执言”的意外，堪堪是与海昏侯一样的幸运。 所以，关键是制度，好的制度让人追逐理性，也会让历史走向理性。否则的话，权力再大，整垮的敌人再多，自己也过不安稳，更别说获得后人的高度评价了！ 只有把对体制的反思和制度的完善真正当成发展之本，当成建功立业的依托，痛下决心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为一己之偏私而任性，不为一家之荣辱而狭隘，不为一世之兴衰而暴虐，才有可能跳出历史的窠臼，留下千秋美名。（文：人半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