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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喜欢用二元对立统一的方式归纳总结事物，在政治学说的阐述中亦是如此。例如，被“五四”以来新文化大为挞伐的“三纲”，就是用君臣、父子、夫妻三组概念来概括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及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在被归纳和总结的这些基本关系当中，有一对概念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揣摩：道统与治统。这对概念，有点像福柯所说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即两者共生、合作，但又相互制约。 道统的“道”，是儒家的“道”，而非道家的“道”。道家的“道”，接近于自然规律；儒家的“道”，则意指事理人伦。韩愈在《原道》论述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在这篇宏论中，韩愈还指出“道”的历史传承，即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而后中断。到了南宋，朱熹说，程颐、程颢承接了这一道统，而他本人再发扬光大了。儒家的“道”，可以看作是，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秉承的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通过强化“内圣”的观念以制约“外王”。由于是知识暨价值体系的传承，这里的“道统”也被称为教统。 治统，则是权力体系，为君主所享有。在古人看来，在美好的上古时期，治统与教统相合，而到后世，二者相分离。二者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体系对权力体系有诠释作用，后者也从前者中获得正当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都认为，道统的地位优于治统。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亚圣”的意思很明确：严重违背仁义的君主统治就没有正当性。但到了清康熙皇帝玄烨那儿，他“大胆”地称“治统在是，道统亦在是”，似乎在说，“朕不仅掌握了皇权，还具有道义的最高解释权，甚至掌握了真理”。此时，慑于淫威的读书人们大多放弃了“抵抗权”，乖乖地在家研究训诂之术了。 治统与道统，这对概念对认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关系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顾炎武曾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维护“天下”比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更重要，而这个天下就是“仁义”的道统。这几乎是在呼应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看来，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是殉国，而王国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则可以说是殉道了。 在告别王朝更替、进入共和之后，随着儒学统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崩溃，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话语体系被快速遗忘，而一种新的“道统”在逐渐形成，它的核心是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里面，有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相通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只是很少有人（尤其是今人）去融通两个体系。今天即便想做这个事情，“古”、“今”、“中”、“外”这四个字，任一都是极难攻克的。 比之于“新道统”，旧道统有个提倡值得今人记取，这就是对“士”的社会责任的高度期待。孔孟以降，每个儒学大家都给读书人以极高的要求，而传统的读书人大多也都秉持仁义的信念，既作为行动的指南，又作为心灵的追求。当然，读书人做了官之后大多会变样，因为两个体系对他的制约是不同的，现实体系的制约程度和诱惑力远远大于信念和教条。如今的中学教科书会称他们为“卫道士”，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新旧更替的年代，他们确实是被革除的对象，因为他们完全不符合所谓“新的时代”。然而，即便他们中那些假仁假义之辈，起码还忌惮社会舆论，在意自己的身份；不像眼下的若干等等，面子、里子俱是坏的，连“体面”、尊严都省了，彻头彻底甘愿做流氓。 当下的法律研究，无疑是彻底拥抱“新道统”的。然而，“新道统”之于当今之法学界，不过如浮土一般，一则只能长出些杂草，二则经不起风吹。一言以蔽之：有道无统。在旧道统那儿，读书人以仁义为精神追求，是发自内心地向往，即便后来很多人会忘掉，起码年轻时基本上都信。而在“新道统”这儿，写出那些字眼的人自己都未必信。文字中的慷慨激昂，难以触动读者对“道”的认同和接受；成篇的引经据典，难以掩盖思想认识的贫乏和空洞。很多人喜欢谈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在谈“信”。不过，如果谈与法律有关的信仰，还是谈对“法”的信仰更好，因为“法”不仅仅是制定法，而是超乎其上的正义。 吊诡的是，何为“正义”？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反对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下，对某一个事情是否合于正义，也会得出基本一致的判断，然而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就未必了，尤其是涉及民族、文化、宗教、政治以及其他重要利益的冲突时，何为“正义”常常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观也有其独特性，比如涉及家庭伦理方面，和西方的看法、和今天的看法会有一定的冲突。在谈及自由、人权和民主等与正义相关的价值的时候，也会发现不同文化对其理解的差异性。所以，即便说拥抱“新道统”没有错，那么，在理解和界定其内涵时，要考虑文化上的差异性。说得激烈些，应当建设和拥抱的是，中华的新道统，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新道统”。目前的一些法律研究成果，以外来的价值观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标准，就忽视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而且始终摆脱不了对“文化他者”的依赖性。一些读书人离开了英美德日“文化奶妈们”，就不会讨论和研究问题了。如此，怎么可能形成具有中华特质的法律文化呢？或许会有反驳：不是全球化时代吗？呵呵，那种全球化不过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我们难道要用英美德日的脑袋思考中国问题吗？ 儒学历来讲究实践，反对空谈，王阳明更是讲“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旧道统提倡读书人当官，可能就是让读书人去实践。实践对于研究法律的人很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学科的特性使然，更在于实践中的法与书本中的法差距很大，虽不至于有天壤之别，但总有相当大的落差。比较好的状态是，两者相互校正、不断接近，然而可悲的是，当下实践者与研究者越发隔离。于是乎，即便研究者认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治平之“道”，但实践者往往并不认可，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不符合国情”。于是，有“道”无“统”。所以说，今日法律研究者正缺少这种“知行合一”的境界，关起门来叱诧风云，走出门去手足无措。所以，要建立新道统，还是要去实践，哪怕是走出门去看看也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