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而易见，在这个例子中，面对环境被污染的现实，村民们既不缺乏维护自身权益所必须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也不缺乏积极参与的意愿和实际行动，相反，他们非常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同时发挥群体参与的力量，或向企业讨价还价，或向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不幸的是，村民们的这种民主参与，他们向有关方面所施加的民主压力，最终不是为了推动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而是为了维持对环境的继续污染。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尽管作为环境污染的实际受害者，村民和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主体实际上并不是利益共同体，但是，由于他们和后者同样受到那种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禁锢，同样只是从经济效用、金钱收入的角度来看待认识环境，而不关心环境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后者破坏环境的同谋。 由此可见，只有在建立民主的环境治理体制的同时，转变人们的环境价值观，环境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的好转。而只要人们依然普遍地禁锢于那种市场取向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从而不会在经济效用、金钱收益之外发现、欣赏、尊重环境本身所蕴涵的所有深厚丰富的价值，那么，被劫持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村庄，而是整个生态。因此，如果说，建立民主的环境治理体制是走出环境危机的政治前提，那么，转变广大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文化前提。正如民主体制为公民进入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了行动的舞台，与生态环境的丰富蕴涵相契合的价值观则将为民主的运作提供方向指南。 当然，必须认识到，鉴于在今日世界中，上述那种拜金的、狭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已几乎普遍地进入了人们的骨髓，金钱已久居人们心灵的神坛，因此，走出环境危机的文化前提会比政治前提更加难于确立。民主的环境治理体制固然不是一朝一夕能确立起来的，但一种与长久以来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懂得欣赏和尊重生态环境之深厚丰富的价值蕴涵的价值观的培育确立，则更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过程中，诸如大众媒体、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方面固然应该，而且必须，在倡导、宣传、培育这种环境价值观方面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但笔者以为，政府更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这不仅仅是说，它自身必须转变GDP挂帅的倾向，而且，鉴于从环境本身的价值出发而保护、治理环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而我们又不能期望一个连当下的基本生活都还没有保障的人会去考虑数年、甚至数十年以后的事，因此，对于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为其公民提供必需的生活保障，从而为环境价值观的转变提供必要的基础。当然，要确保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政府本身的民主化又是十分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