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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您的经历，1977年之前在公社当了三年团委书记，1978年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您还在农村挖河泥的工地上，一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后，马上扔掉手中的铁锹不再干活，回家准备去了？ 何勤华：是这样的。当时一起干活的同伴，怕我继续干活，体检时又会出现肝肿大的情况，所以劝我不要再干活了。1974年征兵时，我就是因为一直在挖河泥的工地上挑担子，肝有点肿大，体检不合格，没有被录取。 记者：征兵幸亏没有成功，否则我国就少了一位法学家了(开个玩笑)。那么，您在大学里是否已经确定了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志向了呢？ 何勤华：不是的。我开始比较喜欢民法，特别是婚姻法，所以我经常去从事民法研究的李志敏老师家里。后来听了张国华、饶鑫贤、蒲坚、由嵘等老师的课后，才开始喜欢上法制史。1981年考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时，看到法制史的招生名额最多，所以就报考了这个专业，下来，一直到现在就被这个专业溶化了，出不来了。 记者：法制史相比较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肯定要寂寞、清苦得多，那你有否想离开这个专业，比如下海啦，或改行搞其它专业啦，等等想法呢？ 何勤华：寂寞、清苦不假，但我一直没有这种想法。主要原因还是我的性格，喜欢安静，不愿意多动。另外，总感到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搞应用法学研究受外界影响太大，许多时候，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过多少时间就过时了，法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缺陷则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它离现实要远一点。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点私心，每个人的兴趣、想法不一样。我认为，一个人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他从事此研究的理由，彼此之间应该尊重。所以，虽然我们这个专业要冷清、寂寞一些，但我还是非常喜欢法制史这个专业。 记者：那么，在近30年的法制史研究中，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何勤华：最为深刻的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界前辈的培养和提携。 如在北大读书时，得到了李志敏、张国华、饶鑫贤、沈宗灵、蒲坚、由嵘、王哲等诸位恩师的培养；到华东政法学院读研究生后，得到了我的导师徐轶民，华政的陈鹏生、余先予、苏惠渔，以及在沪上的周?、李昌道等诸位法律史学界前辈的提携。 经过这些前辈的精心培养，我从一个实际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正规教育水平，“的、得、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不清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法制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我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去日本，共呆了二年半不到的时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追随石井紫郎先生学习日本法制史。这段经历，对我的学术成长极为重要。一方面，我在日本收集了许多国内所没有的法制史资料，我的《西方法学史》和《中国法学史》两本专著中的相当部分的资料，都是在日本收集的；另一方面，在日本也学到了日本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在态度上，他们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不浮夸，不急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有的学者每天从早上到晚上10点，都在研究室中度过，从年初一至年三十，一天也不偷懒。在方法上，他们注重考证，注重小题大做，注重定量分析和微观研究，写出来的论文比较扎实。这些，对我后来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获益匪浅。 记者：说到现在，我们这个采访似乎已经很宏大，很丰富了。对中国法学研究30年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何勤华：我怕说不好。简要地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法学研究，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成果最多、进步最为突出的。虽然，当前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不平衡，我们在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如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精品还不多；研究方法运用得不少，但一以贯之、分析透彻的还不多；古代文献、外语文献运用得不少，但真正深入进去又钻得出来、融会贯通的还不多；中青年学者已经不少，但能够沉下心来、甘于寂寞、耐得住坐冷板凳的还不多；课题申报、项目经费投入不少，但产出量尤其是产出高水平的成果还不多，等等。 但毕竟我们已经步入了法学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已经成为我们的国策，成为我们全体法律人的奋斗目标。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已经溶入了法治建设的宏伟事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法学工作者当尽全力，为之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