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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那些比较大的影响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学术讨论，何勤华教授回忆，从大的方面来说，80年代中叶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关于法的本位(权利还是义务)问题”、“关于人权问题”、“关于法律文化问题”、“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社会主义法的本质问题”、“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大讨论。 在他看来，不管得出的结论如何，这些讨论都进一步繁荣了我国的法学研究，推动了中国法学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记者：由学术研讨会，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法学界曾经的学术争鸣，改革开放30年来，法学界爆发了多次学术大讨论，这些讨论，对法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于1979年发生的“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从资料上看，这次大讨论在两年时间内共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参加了，是这样吗？ 何勤华：是的。比如李步云、华辉、刘新、谷春德、吕世伦、吴大英、刘瀚、张警、周柏生、方克勤、张晋藩、曾宪义、张国华、高格、韩延龙、刘升平、孙国华、沈宗灵等，都积极撰写论文，参与讨论。不仅如此，还有许多非法学专业的领导干部和知名学者如陶希晋、于光远、于浩成等，也非常的投入。当时讨论的成果，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取名《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由群众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记者：那么，通过当时的讨论，大家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何勤华：当时的讨论，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大体上是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要法治，不要人治；二是既要法治，又要人治，两者应该结合起来；三是不要讲什么法治与人治，这两个概念都不科学。 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被称为“取消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发展，很快便失去了大家的支持。持第二种即“结合论”观点的学者，强调法律是不能“自行的”，总要人去制定和执行，这种观点将法治与人的作用对立起来，没有理解法治的内涵中包含了一个法学家阶层，随着我们对法治的真正含义的把握，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中国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记者：紧接着“法治与人治”大讨论，展开的是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 何勤华：是的。这场讨论的背景是我们刚从“四人帮”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大家在谈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时还心有余悸，故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指司法适用上的平等，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在立法上，不能讲人人平等，因为对那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就不能参与立法活动，对社会各阶级也不能一视同仁。而其他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我国宪法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平等，体现了公民在立法活动中参与立法的平等原则。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便进一步取得共识：在立法和执法等各个方面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和保障。 “30年来，法学研究的方法丰富多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界在方法上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多次革命。从大的方面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中国法学界慢慢地溶入到这一时代之中，我国法学研究的方法也变得多元和丰富多彩。如历史主义的，比较法的，分析主义的，社会学的，经济分析的，心理学的，结构主义的，文化阐释的，后现代主义的，伦理主义的，以及知识考古学的，田野调查的，民间法角度(法人类学)的，等等。这些方法的运用，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学研究的繁荣，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记者：在学术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催动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早一般都是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后来开始运用一些比较的、历史的方法。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很有趣的是，听说中间还曾流行过一阵用“三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何勤华：所谓“三论”，就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将“三论”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8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做法。我记得，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来的。他在1985年4月26日召开的“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题目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强调要把系统工程和信息控制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 在钱先生的号召下，整个法学界都行动了起来，出现了一批运用“三论”研究法律的论文。如严存生的《运用系统论于我国法制建设》、黎建飞的《运用系统论加强法律监督》、马洪的《犯罪侦查的信息方法初探》和刘茂林的《宪法中有关问题的系统论思考》等。而有的论文就直接将“三论”作为标题，如1985年第4期的《法学季刊》就刊发了韩修山的一篇文章：《“三论”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科学方法》。 记者：文章主要提出了哪些新的立论呢？ 何勤华：比如，文章中说：“‘三论’的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中日益发挥出重大作用，并且日益向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普及。可以说，只存在现在还没有引入和运用‘三论’的科学，不存在将来不能引入和运用‘三论’的科学，法学也不例外……‘三论’是思维的新工具、新方法，是人脑在考虑问题时不可缺少的新式武器。” 我自己于1988年6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外国法制史研究方法新探”，在该文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用“三论”方法研究外国法制史的必要性。挺有趣的，具体内容为：“外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把新的科学方法引进该学科中来，使之成为推动外国法制史学发展的锐利工具。具体而言，‘三论’中如下原理对该学科研究有指导意义：第一，系统观念；第二，动态观念；第三，信息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