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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全国人大代表、刑事侦查实务工作者，提议应从法律层面上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行为，降低犯罪的追诉标准，允许对非头目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其中，在内容里面，这位代表提议的，传销犯罪具有“涉众特性明显”、“取证十分困难”，我想很多法律实务工作者是认同的。但对于加大刑事打击面、降低追诉标准，我认为是得不到大多数法律人的认同。 为此，笔者长期执业在刑事辩护一线，尤其近几年来，参与辩护了多宗全国性重大影响的传销犯罪大、要案件，认为该罪名在打击犯罪司法实务当中，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明显突出，应纳入立法建议考虑范畴中去。以下几点作为参考： 1、传销、直销无明确界定。有牌纳税就说是直销，无牌无纳税就是传销，而直销运用的手法、方式和发展模式与传销的手法、模式也是一致的，让人混同理解为传销手法就等同于直销。由此，对传销进行打击，让人造成误解为对“直销”合法性的否定。另外，没有一个统一对传销行为进行定性的部门或单位，通常由查办部门查办人员凭自己主观意愿定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谁都可以先立案，先进行查处和先定性，但导致的结果可以使得企业瘫痪。 2、传销犯罪，成了“对象”性选择立案、执法罪名。有些地域内，存在多宗传销行为，公权力部门有选择性立案，区别对待，如此难显公正。同时管辖上，存在跨地域争先管辖情况，只要有一丝的连接点，有利益争得点，公安机关便跨地域抓人，全国范围通缉，广泛查封、冻结有关联的所有帐号。 3、对于何为“组织、领导”传销行为，应有更明确的统一界定和解释细则出台。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表现为“－－－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传销的行为。但是，近几年司法实务中的传销行为，笔者经办案件感触，立法存在滞后，尤其是网络化时代，一些新型行为，不能完全按此定义为传销。 4、有的没有引诱，更没有胁迫行为发发生。而是正常朋友之间交往，一般微信传递、文章推送、口口相传、正常交流，没有《若干意见》第二条里面所讲的宣传、培训工作，组织上课、酒店餐桌开会、进行演讲传递资料等。这种情况属于正常朋友交往，信息传递，如果人与人正常交流、传递信息也列入犯罪，那势必破坏了人原本应有的“交流”自然属性特征的。但是“引诱”行为界定很模糊，说不清、道不明之现状，导致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沟通交流行为，也会被理解为犯罪的“引诱”他人的行为。 5、将“管理、协调”行为定义组织、领导行为，和对组织的“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容易造成打击面的过大。实务当中，有些传销人员加入到组织中来，介绍两位亲戚朋友加入后，立即退出了，到了其他地方做生意，甚至出了国，但框架系统网络里面却还有他的名字，他名下就会基于框架网络图的庞大，下线人员超过了三层三十人。这样，将他列为“对组织的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势必让网络框架图内三层三十级以上所有人员都可以抓起来，按如此标准对待，就满看守所也关不完。 6、“骗取财物”属于钱款去向问题，但实务中有些办案部门不问这个，只问“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表现包括了“骗取财物”的行为条件在内的，笔者办理的案件中，如云某贸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中，钱款去向明确，有自己公司的远景规划、有企业目标和宗旨，实际钱款也用在了公司的运营和项目上，甚至还为国家、为穷困地区捐赠了上百所希望工程小学。但办案部门，不问钱款去向用途是否合法，不问是否正常运营，不查清楚钱款是否被骗取，就立案追查。 7、有些传销行为与“众筹”行为相当。众筹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民众参与，让民间资本有效融合、利用起来的资本运营方法。众筹初级手法，有的也表现为传销行为，迅速让大多数人做了企业股东和让公司股本壮大起来，走向大企业、大规模、大运营的合法化。何为众筹？电视上天天在讲的众筹，有司法解释予以说明和界定吗？没有。他的行为与传销两者上存在混同。但司法实务中，也容易把做得风生水起，非常火热，有一定成绩，无限未来的美好众筹企业，说成传销，予以立案追诉，让企业一夜之间全部瘫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