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谈虎色变,大约是因为有性命之忧,所以才说伴君如伴虎。现在有的人对政治敬而远之,又是什么原因呢?人们怕某些事,往往是因为怕引火烧身。不愿谈政治,必然也有难言苦衷。说政治可怕,就是因为政治上的问题,让人不寒而栗。 政治到底是什么?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就一般人的理解,应该是不能批评国家的大政方针,也不能妄议国家领导人。就是对乡政府的各项工作,也要无条件服从。如果和国家宣传的口径不一致,那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轻者受到上级严厉批评,重者会被定性为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政治自然是噤若寒蝉。 政治真的有那么恐怖吗?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真的不能谈吗?现在国家严厉惩治腐败官员,不正说明政治上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吗?有人说,惩治腐败是政府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作壁上观的态度,让人觉得实在不可思议。腐败的本质是滥用职权,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虽然未必直接伤害到具体人的利益,但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可以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连政府都忍无可忍了。有些人却完全置之度外,好象生活在什么事也没发生的太平盛世一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社会,可能会存在一片世外桃源式的净土吗? 专制社会的政治高压给了人们明哲保身的眼睛,大清王朝的文字狱让一些人学会了少说话,多干事。一些人选择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实在也是迫不得已。面对残酷的现实社会,除了无奈地忍受,似乎也别无良策。在这种社会中,说什么民主,言论自主,几乎和天方夜谭差不多。在当时的人看来,这种人生的宿命似乎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然而,某个地方的发展并不能代表全人类,专制社会也会逐渐土崩瓦解。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在清朝人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然而就是这些离经叛道的国家,通过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朝大国的美梦终于破灭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投身政治,风中残烛般的大清王朝终于灰飞烟灭了。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很多人被划为“右派”,遭受到沉重的政治迫害。因此,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尽可能对政治避而远之。另外,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国家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宣传,让很多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政治不愿随声附和的人,往往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如果表态的话,对自己不但没有丝毫的好处,反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权衡利弊,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 就普通百姓来说,政治方面的问题,说了往往也是白说。而真正对政治依赖很强的那些人,不让他们说,他们也会说的。政治问题,大多是利益问题,而利益问题往往是可以谈的。普通百姓,总体的利益很大,但很难凝聚起来。所以具体到某个人的利益,就微乎其微了,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对他们而言,只要能在总体上保持安稳状态,就是最大的讲政治了。 至于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普通人的生活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很多人也难以知道内幕。不过,有一些人是特别愿意谈政治的,因为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当然,他们谈论政治并不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公开反对国家的某项政策。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方式,那就是用利益来说话。这里说的利益不是用金钱贿赂官员,而是尽量争取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人,就是做企业的那些人,也是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哪个国家认为这些人是阶级敌人而全部消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国家要富强,就离不开这些人。因此,这些人争取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国家就不会无动于衷。 在企业总体力量比较弱小的时候,他们有时不得不忍气吞声。但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的时候,国家对他们的政治要求就不可能置若罔闻了。企业争取的权利,和相当大一部分也是普通百姓争取的权利。因此,当大家能够感觉到参与政治与维护个人权利的关系时,才会愿意谈政治。同时,争取个人权利的谈政治,对自己也才有真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