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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最早曾在主持2012年司法部课题《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2SFB4006，2014年9月被批准结项）的研究报告中提及。2014年初，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的一次内部《立法法》修改征求意见会上，也简要提出。2015年“两会”召开前夕，我曾投稿《法制日报》，千字小文被报社内参部采用（未公开发表）。参见褚宸舸：《<立法法>修改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扩权的利与弊》，《法治参考》第332期，2015年3月15日。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参见尹中卿：《中国人大组织构成和工作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9页。 参见《十一届人大将增加专职常委人数 法工委扩编扩权》，（2016年4月28日最后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官网“中国人大网”并未公开每一单位和科室人员数字或构成情况，且其又不属于政府机构序列，笔者也无法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申请其公开编制和相关人员信息。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第476页。 刘政、程湘清：《民主的实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运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尹中卿：《中国人大组织构成和工作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周伟：《各国立法机关委员会制度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第283页。 尹中卿：《中国人大组织构成和工作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2016年4月28日最后访问）。 参见阚珂：《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如法律案通过前评估制度、立法后评估制度、提前介入的起草机制、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听取意见、建议意见反馈机制等，吸收了近十年来立法学和宪法学界的一些好的建议与意见。如立法参与制度，就旨在完善立法中的利益表达、协商和博弈，扩大普通民众参与面和加强专家参与深度。立法前后的评估制度是由省级地方人大的创新实践“倒逼”的，目前已经总结出一套比较规范的做法和评估指标体系。 参见王理万：《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王理万：《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即一旦进入某一制度设定的“路径”（不论其是好是坏），就可能对此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难以走出现有制度的窠臼。 参见《直面中国法律体系中的“硬伤”20多年首次清理》，（2016年4月28日最后访问）。 参见张鹏：《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研究》，2014 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24页、第34页。 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32页。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刘政、于友民、程湘清：《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