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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额彩礼被当做结婚陋习，大龄穷男甚至视其为“难婚”的罪魁祸首。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千百年来，彩礼文化历久弥新，每逢盛世，彩礼必会水涨船高，高额彩礼也一直都是穷男们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早在西周，结婚“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已然形成。其中，第四礼“纳征”就是男方下聘礼，类似于今天的下彩礼，它标志着婚约的订立，是婚礼最为重要的仪式。当时的彩礼是“玄纁束帛”和“俪皮”，即五匹帛和一对鹿皮（衣饰材料），因生产力极其低下，这两样在当时也都是奢侈品。 之后，历朝历代对“六礼”虽有增减，但纳征始终都是结婚的法定礼仪之一。上至皇帝娶后，下至平民娶妻，聘礼必不可少，更多时候因“市场价”太高，朝廷还会根据等级制定“指导价”。 汉朝时，皇帝娶皇后的聘礼，往往黄金万斤。至于平民，小康家庭总资产在数万至十万钱之间，保守估计，彩礼在一万至几万钱之间。再形象一点，当时每匹帛售价400-800钱，若就低，以每匹帛400钱、聘礼1万钱来折算，则相当于25匹帛。对于穷男来说，这也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 唐朝科举取士，结婚的门第观念逐渐淡化，但重聘礼现象越发严重。女方在纳征之前，先要问清男方会给多少彩礼，婚姻论财，形成了“财婚”现象。同时，高额彩礼也引发了“悔婚潮”。 唐初，朝廷一方面规定各级官员嫁女收取彩礼的标准，三品以上不得超过绢300匹、四五品不得超过200匹、六七品不得超过100匹、八品以下不得超过50匹；另一方面对悔婚进行法律制裁，男方悔婚，不能要回彩礼，女方悔婚，则要杖打六十。对于穷男来说，几十匹绢可不是个小数目，不要说悔婚，估计连订婚的资格都没有。 宋朝时，很多官宦富贾为觅得“金龟婿”，普遍重视嫁妆，于是出现重聘礼和重嫁妆的叠加现象。据南宋《梦梁录》记载，富男彩礼当备“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等诸多贵重物品，若穷男，则勉强凑齐帛一二匹、官会（纸币）一二封，外加鹅酒茶饼等充数。如此比较，穷男与富男真是天差地远，估计要落后好几条街。 元朝时，民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朝廷不得不针对平民制定“聘财制度”。元初，庶人彩礼标准是上户100贯、中户50贯、下户20贯，但二三十年后，物价一路飙升，不得不修改为上户金1两、银5两、彩缎6表里、杂用绢40匹，中户金5钱、银4两、彩缎4表里、杂用绢30匹，下户银3两、彩缎2表里、杂用绢15匹。对于穷男来说，朝廷限定的 “最高价”已经遥不可及，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或许还是个“起步价”。 明清两朝，重聘礼之风丝毫未减，朝廷虽多次禁止婚娶论财，但始终无法真正杜绝。例如，清朝不仅制定了官员的彩礼标准，同时也制定了庶人的彩礼标准——绌绢四两、容饰四事、食品四器。而实际是，彩礼喜盒都是二抬四抬八抬，内有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糖果酒菜等几十种物品。对于穷男来说，几十串上百串的彩礼钱都难以拿出，更别说几十金上百金啦。 民国时，社会风气虽经诸多改良，但彩礼仍顽强地遗存下来。据1928年《民国日报》报道，当时彩礼少则七八十元，多则数百元至上千元，同时还要首饰、衣服等三四百至数千元。对于穷男来说，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约15元，想攒足动辄几百元的彩礼钱，那得不吃不喝好几年。 中共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已经明令取消结婚聘金及礼物。我国1950年、1980年及2001年婚姻法，仅原则性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对彩礼问题没有涉及。2003年司法解释规定了女方应当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况：未办理结婚登记，虽办理登记、但没有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生活困难。这就是说，除此之外，彩礼都归女方所有。至于当前彩礼的行情，我想大家都有所经历，穷男们也深有体会，在此不再赘言。 由此可见，虽然自民国以来，彩礼不再是结婚的法定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普遍存在，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彩礼数额也越来越高，这也充分说明，彩礼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对于政府和法律而言，彩礼问题是否需要干预、如何干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对于穷男而言，如果你们还在为彩礼苦恼发愁，那就一边努力工作挣钱，一边也帮政府出谋划策吧，或许你们能够想出更科学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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