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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驱散“文革”阴霾…… 那时，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刚刚史无前例地同时颁布了七部法律（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那时，一些政法部门（如司法部直至1979年9月才恢复），包括我的母校华东政法大学在内的政法院校还没有恢复招生（当时只有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恢复招生）…… 那时，我国律师工作刚刚进入恢复重建的议事日程，当时正由各地法院系统出面着手筹建“法律顾问处”…… 可以想象，历尽“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民主与法制”的春天早日来临啊！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与法制”首先是作为一句口号，其次才作为一个刊名，就在党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正式诞生了。
说起《民主与法制》杂志，现在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印象深刻，许多人甚至是至今还津津乐道。因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创刊的第一本法制期刊，也是我国第一本早于中央作出“一五普法”重大部署而诞生的普法读物，更是第一本将民主与法制作为一种理念送到寻常百姓家的畅销杂志。 和许多人一样，对于这本不同一般的杂志，我也是一位曾经踊跃自费订阅、如饥似渴阅读、主动积极投稿的拥戴者。当时还在大学里苦读的我，常常在想，《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办出一份如此脍炙人口的刊物？为什么杂志上的许多文章能够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为什么每期杂志刊登的案例都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什么《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出去采访据说连省委书记都要亲自会见？ 或许是时代的机缘巧合，也或许是本来就一往情深，6年前的夏天，我竟然也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 那天，当我手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任命，我的内心荡漾着一阵无法掩饰的激动与狂喜，甚至还有一点惶恐。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源于我对中国法学会党组高度信任的衷心感谢，另一方面是对于自己资历与才能的惶恐不安。 因为我知道我实际上已经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以来的第八任总编辑。相比我的前七任总编辑，我的才学能力、理论功底、知识结构、思维眼光乃至人生经历，实在是相差太远。 在我眼里，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前任老总编们，要多传奇就有多传奇，要多神奇就有多神奇。 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是精英；他们每人都有故事，每位都是传奇。他们要么就是老报人，要么就是老军人；他们要么就是做得一首首好诗词，要么就是写得一篇篇大文章；他们要么就是老地下工作者，要么就是思想理论家；他们要么就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要么就是在改革开放启蒙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为此，我常常向友人及法律人炫耀我的前辈，从96岁的名誉社长王仲方先生到97岁的首任总编郑心永、95岁的第二任总编丁柯、93岁的第三任总编钟沛璋，还有83岁的第六任总编王强华、70岁的第七任总编李明信，每个人都有令人羡慕的长寿基因。需要说明的是，第四任总编沙洪与第五任总编王树人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去世时均享年84岁以上。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按照时间顺序来一一介绍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传奇老总编吧！ 这是我们《民主与法制》纪念画册上刊载的总编任职先后的时间顺序图：
郑心永总编：1979年8月至1982年6月任职； 丁柯总编：1982年7月至1987年2月任职； 钟沛璋总编：1987年3月至1988年2月任职； 沙洪总编：1988年3月至1989年12月任职； 王树人总编：1990年1月至1995年1月任职； 王强华总编：1997年5月至2004年6月任职； 李明信总编：2004年6月至2010年8月任职。 其中，在1992年至1997年4月，时任社长为王厚德先生。其中在1995年1月王树人总编卸任后至1997年5月期间，没有总编，只有社长。 接下来，且听我慢慢从头说来。
郑心永——曾经创办了四本杂志的总编
2012年春节前夕，我与时任《民主与法制》副总编辑冯慧代表全社干部前往医院看望郑心永先生 与我国“五四运动”同龄的首任总编郑心永，出生于广东潮阳，青年时代背井离乡远赴泰国谋生。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在泰国爱国侨报《民国日报》、《曼谷日报》。抗战爆发后，回到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上海《中国商报》、《文汇报》等报社任编辑。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报》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特别标准的报人，更是一位享誉上海滩的著名老报人。因为在他的工作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做好两件事：一是办报，二是办杂志。用他同为报人的女儿郑园园的话说，“父亲一生的事业，以1979年为界，前期办报，后期办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