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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方同志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曾就读于浙江大学，毕业于延安军政大学。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泽东青干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华北局社会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中，受到林彪集团迫害，被关进监狱五年多。粉碎“四人帮”后，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同时，还曾经担任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总顾问、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律咨询中心理事长、《中国法律年鉴》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法律协会中国理事、美国全美律师协会荣誉会员、法国比较法学会会员等诸多领导职务。 当然，王仲方最看重的还是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这个身份。上述职务其实都已经成了过去完成时，只有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这个职务还是现在进行时。其实，早在1954年，王仲方同志就与新闻出版工作结缘了。那年，公安部决定筹办内部教育刊物“公安手册”，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安》。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任编委主任，王仲方同志为首任总编。不久，公安部筹办群众出版社，刘复之担任社长，王仲方则出任副社长。 2009年10月，在《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为中国法学会原会长、民主与法制社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是《民主与法制》杂志最老的朋友，是《民主与法制》积极的支持者，也是《民主与法制》历史的见证人。所以在《民主与法制》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应该讲几句话。 《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30年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搞一本《民主与法制》杂志是很不容易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中国要想办一本真正的《民主与法制》，不惹点祸是不可能的。要勇于前进，也要秉公说话。《民主与法制》是有这个勇气的。 我认识《民主与法制》是从上海弄堂的黑板报上开始的。上海的弄堂文化做得很好，弄堂里的黑板报都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最想知道的事情写在上面。我的亲戚在上海的弄堂里住，我经常去看他。我几次发现上海弄堂里的黑板报上都写的是从《民主与法制》上选登的文章，作为对老百姓的法制知识教育。一次、两次，总是看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杂志怎么这样地深入群众之中？这样地为群众喜闻乐见？这样我就接触了《民主与法制》，重视了这份杂志。从此跟《民主与法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现在。《民主与法制》30年的时间里，我的贡献不多，我90岁了，作为《民主与法制》的名誉社长，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仍为《民主与法制》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王仲方同志那年的回顾讲话到现在，又是七年又过去了。自从1982年底，王仲方同志到中国法学会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尔后于1986年5月担任中国法学会会长，再到1991年5月中国法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卸任中国法学会会长职务，也是25年过去了。老人家现在已经95岁了，身体矍铄、思路清晰、腿脚灵便、表达流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诸如《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连载文章，回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和那些出生入死的岁月。其中汇编成册并正式公开出版的《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式"老人的情思》与《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等重头之作，影响最大、反响最多。如果说前者是一首刻骨铭心的革命之歌，后者就是一首慷慨激昂的青春之歌。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时代青春的气息；跨越时空，无不充满着延安精神的光芒。于是，一位与党同龄的“老延安”的真情回忆，就成了闪闪发光的历史档案。 不仅如此，见证了中国法学会9年发展进程的王仲方会长，还专门为法学会的功能定位发表介绍性文章。有一次，王仲方参加河北省法学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会议，他发现因为法学会成立的时间不长，不少与会同志对于法学会的任务理解得还不够深刻，对法学会的职能存有疑问。为此，王仲方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法学会是干啥的？》。 现在，一般不会再有人询问中国法学会是干什么的了。因为通过其下属的《民主与法制》社等媒体兢兢业业的宣传推广，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法学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团体、一个组成部分”(即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中国政法战线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上，要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法治领域的重大问题，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研究、探讨和宣传；在服务对象上，要服务于法学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法学法律工作者为本，把中国法学会办成“法学法律工作者之家”。 作为中国法学会主管的媒体，《民主与法制》杂志也已经进入了创刊37年的关键时刻，现在的《民主与法制》已经由半月刊发展到旬刊乃至周刊了。作为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一直很关注杂志的每一步发展与改革。他对《民主与法制》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家法制周刊，表示大力支持，也深感欣慰。 有一位老革命家虽然没有担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社长，但曾出任过编委会主任（事实上，那时的编委会主任就相当于后来的社长）。他就是1988年3月至1989年12月期间，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罗竹风先生。此时，后来成为第四任总编的沙洪同志则是编委会副主任。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由上海社科联向中国法学会移交主管关系的过程中，这位能文能武的老革命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巨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