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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办报，主要是指办文汇报的经历。他在文汇报工作了30年，也曾长期担任《文汇报》理论部主任的职务。在《文汇报》工作期间，他留下了两个传奇：一是创办了副刊“社会大学”，他也因此被誉为“社会大学校长”。他十七岁闯荡社会，远赴泰国谋生，深知“社会大学”的丰富与深邃。为此，他对广大的青年读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有开设的诸如“青年修养”、“小小座谈会”、“问题讨论”乃至“杂谈”的专栏，都要求紧扣当前青年读者的思想实际，不说空话，不放空炮。可以说，他完全无愧于“社会大学校长”的称号；二是创办了文汇报学术版，从此开启了报纸学术理论版的历史。上海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如周谷城、陈望道、卢于道、谭其骧、漆琪生、杨宽等人，都是其学术版的固定作者。学术版每周两期，一期一个整版。各路作者提出问题，各界读者各抒己见，学术版因此而带来了一股活跃丰富的学术讨论与理论交流热潮。然而，就在他为《文汇报》创造专栏品牌之后不久，其“学术版”又成了批《海瑞罢官》的阵地。前不久还批示要全国学习，不料一下子又成了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因此遭受十年批斗，也为此伤心至极。直到改革开放，他抱憾离开了曾经工作了30年的《文汇报》。 在郑心永先生的工作生涯中，最具传奇的还不仅仅是办报的辉煌，而是办杂志的传奇——因为他创造了新闻出版史上的多个“第一”。更神奇的是，这个传奇竟然是出现在他年过花甲之后。从1979年到1988年离休之间，在一段不到10年的有限时间之内，他竟然接连创办和参与创办了四家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
第一本杂志就是《民主与法制》杂志。1978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郑心永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此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浩劫中亲眼目睹民主与法制遭受践踏的郑心永先生，开始萌发了创办一份与民主与法制有关的刊物的想法。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法治期刊。于是，在上海市领导夏征农、魏文伯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当时简称“社联”，后来才叫“社科联”）领导徐盼秋的指导支持下，经过多方协调，借用当时尚未复校的华东政法学院被停刊多年的《法学》刊号，于1979年8月终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法制月刊《民主与法制》。 创办之初，杂志一无行政经费，二无人员编制，全体人马只有两个半人（包括一位兼职的）。为此，他们承担了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及其他杂务等所有工作。当时，“社联”与上海社科院共用一个大楼。《民主与法制》杂志办公的地方，就是一间从“社联”借来的像“鸽笼”一样狭小的房间。同样，办公桌也是借来的。正如后来郑心永先生回忆所说“由于顺应了当时的形势，为群众说话，特别是为受屈的伸张正义，批判伪法律‘公安六条’，揭露丑恶现象，引起了社会注意”。因此，刚刚创办的《民主与法制》立即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欢迎，第二年就从创办之初的2万分猛增到了期发80万份的订数。 1982年，《人民日报》以“做党和群众的喉舌”为题，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专门报道。报道认为，《民主与法制》之所以越办越出色，是因为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为此，《民主与法制》一举成为全国知名刊物，以至于今天许多人还对这本杂志津津乐道，甚至是念念不忘。 三年后，他从《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岗位卸任了。但是，作为报人的情怀却不想进入休息状态。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于是，人口老龄化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话题。郑心永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份与老年人有关的刊物。于是，他奔赴北京，与中国老龄问题委员会有关领导和资深老报人纪希晨合作，共商创办《中国老年》月刊。于是，1983年10月，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的全国第一本反映老年问题的期刊《中国老年》创刊了。与《民主与法制》杂志一样，《中国老年》一出版便立即广受拥戴，第二年就取得了期发40万份的不凡业绩。 1984年3月15日，以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为宗旨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京成立。得知传奇报人郑心永先生刚刚创办《中国老年》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和发行量，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同志便专程邀请郑心永先生参与创办一份残疾人的刊物，“何不老弱病残一起抓，也为残疾人办个刊物？”于是，在郑心永先生与冯并、张恩荣、柳萌的努力下，全国第一本残疾人的刊物《三月风》于1984年12月开始试刊，并最终于1985年正式出刊了。时任基金会秘书长的俞正声曾经特意找郑心永先生约谈，请他全权负责杂志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份中国最具人道精神的公益时事月刊，其人道、人文、人性的办刊宗旨，尤其是其独特的选题策划与优雅的封面设计乃至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题写的刊名，令许多同行至今还印象深刻。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用五年左右时间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由此，展开了一场全民普法活动，俗称“一五普法”。这是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全民活动，具有启蒙式的扫盲运动性质。此时，对创办法治期刊情有独钟的郑心永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契机。于是，在群众出版社的支持下，他主创的全国第一本普法通俗刊物《法律咨询》，在1986年1月正式亮相了。 也正因为这本普法读物，使我与郑心永先生有了谋面与学习的机会。1988年夏天，在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郑心永先生。他得知我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工作，便立即向我约稿。后来，我果然给郑心永先生投稿了。经郑心永总编签发，我采写的《黄维：第34号提案——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庐山代管房屋的风波》，便刊发在1988年第10期的《法律咨询》杂志上。文章刊发后，全国政协常委黄维先生非常高兴，还特别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感谢《法律咨询》杂志总编。后来，黄维先生将本期《法律咨询》分送到了许多有关的国家机关部门。在黄维先生家里，我与他还多次提起郑心永总编。郑心永先生也表示，一定要对黄先生反应的问题追踪报道。可惜，1989年4月，黄维先生因突发疾病而去世了。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法律咨询》杂志后来归属全国侨联主管。但是，在1990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郑心永先生离休，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势头不错的《法律咨询》杂志却停刊了。 但是，离休之后的郑心永先生却还不停步，后来他又应邀担任《东方经济》（上海市经委主管）的总策划，从而为该刊创办与发展而出谋划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