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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信总编早年学医学，并于1969年毕业于上海铁道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进入铁道部从事医疗、卫生行政工作。1981年调入《人民铁道》报社，开始从事新闻编辑工作。1984年调入刚刚创刊四年的《中国法制报》（后改为《法制日报》）社，先后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因为其多有散文与采访文章问世，于是当时曾有民间说法称他为“法制日报社的九大笔杆子”。1993年，作为法制日报推荐的参评者，李明信同志获得了中国记协“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 1997年，李明信同志调任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副主任。 2004年，李明信同志调入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任总编辑，因此而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七任总编辑。 作为一位资深法制新闻工作者，李明信同志对法制期刊的媒体监督价值深有研究。为此，他曾在中国青年报专门撰文发表看法。 李明信同志认为，理论上，没有谁反对舆论监督，甚至对其作用肯定有加。但在实践中，情况却复杂得多。 现在，媒体同仁谈到舆论监督，常认为是一只烫手山芋，拿着烫，丢下又不忍。说起感受，五味杂陈。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当下开展舆论监督，需要进一步统一对其重要作用的认识，从而创造更加宽松的监督环境，与此同时，也要强化大局意识，规范监督行为。就此，我发表四点浅见。 首先，政府官员要树立允许监督的意识。现在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地方、部门或官员出了问题，当地媒体无声无息，反而是全国性的报刊先“捅出来”。其实，消息来源就是当地记者，但他只能把稿子发给外报外刊，还会注明只署笔名。这种“捂盖子”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出台十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如果完全遵照执行，那么舆论监督基本无事可做。这里表现出来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如果认为暴露问题、“揭短”只造成负面效应，那么肯定会使舆论监督无法立足。 其次，被批评方要把工夫下到改进工作上，而不是不遗余力地“灭火”。我供职的民主与法制社编辑出版《民主与法制》杂志和《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我的工作经历，常常是采访的记者还没回来，成批的说情者、告状者、反映情况者，就通过在京的各种关系捷足先登，找社长找总编辑找主管副总编辑，目的只有一个：灭火。他们多数受领导指派，其中不乏当地宣传干部，声言只要不发稿，有什么要求只管提。一次谈不成，就两次三次地磨，不达目的不罢休。动用的关系中，既有我们的熟人、同事，也有他们在领导机关的老乡、朋友。有些关系人不问是非曲直，只要“受君之托”，就“忠君之事”。有时从权力部门来电话打招呼，干预某个稿件，也弄不清是组织意见还是个人意见。于是问题变得复杂化，本来正当的舆论监督，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的只好流产。被批评方虽然信誓旦旦“回去彻底整改”，但事实表明，那些违法乱纪、危害环境、侵害民生之类的行为，往往依然如故。 第三，要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全社会利益为前提，给予舆论监督更大的宽容度，而不是以地方、部门、行业的利益，作为判断舆论监督成败的标准，从而减少媒体的后顾之忧。媒体刊登批评性、揭露性、问题性报道，登不登，登多少，怎么登，都会面临怎样把握分寸的难题。比如，记者采写一篇文章，旨在揭露腐败、关注民生，被批评方则认为有损政府、政法机关形象或影响社会稳定等等。服从谁呢？这个分寸有时就很难把握。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当杀人嫌疑人关押，是否应该公开报道？媒体与办案机关站在各自的角度，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以为见报是对的，对全国都有警示作用。发内参当然可以，但内参的作用代替不了公开报道，强调舆论监督的“度”完全必要，但“度”不应变成越严越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最后，媒体应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职能，要避免浮躁，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因此，弘扬正义、客观公正，必须成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操守底线，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国家应该对媒体怎样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合法地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在对某些舆论监督出现反对声音的时候，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因为并非谁的“来头大”谁就占有真理。 李明信同志这一番意见与看法，既是一位资深法制期刊老总的心得与经验，更是一个有关舆论监督研究的的心声与成果。 2010年夏天，李明信同志光荣退休。于是，《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的接力棒就传到了笔者手中。当时，李明信同志对我说，你来接任总编，也算是一个华政之缘。因为当年《民主与法制》的创刊，正是借用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杂志的刊号。如此说来，我与李明信同志其实也有一个法制媒体人之缘。当李明信同志在法制日报做得份风生水起之时，我则在与法制日报一样同属司法部管理的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杂志供职。当时谁也没想到，20多年后的2010年，我们竟然成了前后任关系。 现在，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李明信同志正处于乐享退休生活状态之中，偶尔出门远足旅游或者与老同事老同学聚聚，大多时候是在家写写诗词、发发微信，可谓悠哉游哉，令人羡慕。
从名誉社长开始说起的社长传奇故事 作为我国创刊最早的法制期刊，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影响力，《民主与法制》确实创造了许多传奇。不仅杂志成了中国的传奇，在我之前的前任老总们也都成了传奇。可以说，因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诞生与发展，也因为他们本身的神奇经历与不凡成就，他们一个个都成了传奇。 需要说明的是，同样神奇、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还有民主与法制社的社长们。 首先需要重点介绍的是我们的名誉社长王仲方同志，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中国法学界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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