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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正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为此，丁柯先生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纪念专刊上撰写长篇回忆文章《我的抗战新闻路》。彼时，丁柯先生尽管已经94岁了，但依然自己走路不用人扶，别人说话不用大声就能听到。尤其是跨越门槛时可以一步迈过，上下台阶也轻松自如。同时，还能写文章、忆当年，真不愧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常青树”！最近，丁柯先生还荣膺“上海市新闻界十大寿星”。可以说，丁柯先生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常青树”。 钟沛璋——呼吁应该成立新闻出版总署的老报人
1987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上级主管机关由上海社科联改为中国法学会。 从1990年开始，《民主与法制》杂志陆陆续续迁到北京办公，上海编辑部主要负责《民主与法制画报》编辑出版工作。为此，作为新一任在北京办公的总编，钟沛璋走马上任了。 说起钟沛璋先生，也是一位很有传奇经历的老报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宁波）的钟沛璋先生，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时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后来又创办《学生报》。25岁时担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报纸被迫停刊后又应聘到《东南日报》资料室工作。建国后，刚刚26岁的钟沛璋开始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并任总编辑。1954年，因为他发表在上海《青年报》的《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一文被《人民日报》转载了，因而引起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于是，钟沛璋被调入北京，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后来，被打成右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平反，尔后再回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此时，正值四五运动平反之际。为此，他撰写了《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一文，后来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钟沛璋先生最精彩的回忆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钟沛璋回忆说：“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发行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很可观很诱人的发行业绩。 说起青年厨师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长事件，还得从1980年说起。话说1980年，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北京市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应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部长只付了19.52元。中纪委接到举报后不久就查实了情况，并发出通报，批评王磊部长，表扬陈爱武。《中国青年报》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同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将这一事件做了公开报道。事件公开后，王磊部长再次主动向中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同时，王磊部长还亲笔写信给丰泽园饭庄，对陈爱武的举报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 为此，《人民日报》特别约请钟沛璋撰写评论员社论。后来，钟沛璋回忆说：这是我们党内一种新的风气，我们不是要把王磊部长批倒、打倒，我们是挽救他。他检讨了，付了钱了，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党的威信也高，群众关系也好了，这不是很好吗？ 共青团的干部任职到一定时候，一般都要往系统外流动。钟沛璋已经是一位老团干了，自然也不能例外。那么，调出共青团后如何落脚呢？当时，摆在钟沛璋面前有好几个选项:如《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人民日报社等。后来，还是一直关心他的胡耀邦同志拍了板。于是，他就去中宣部新闻局报到了。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员，钟沛璋先生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在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期间，钟沛璋先生提出恢复设立新闻出版署。在他离休前，新闻出版署终于成立了。同时，在时任中宣部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他还提出推进《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以推动新闻改革。 此时，钟沛璋先生已经年过花甲，到了离休年龄。因为自己被打成右派而耽误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所以他跟中央提出是不是还可以再做点什么。于是，中宣部领导就将他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让他作为高级研究员，去调查研究香港的新闻情况。 一年后，因为中央高层出现了重大变化，他不得不从香港回到了北京。此时，正好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准备由上海迁京，主办单位改为中国法学会。经组织推荐，钟沛璋先生来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北京编辑部，担任总编辑职务。因为种种原因，钟沛璋先生任职时间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尽管如此，当时的编辑记者对他印象深刻。尽管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北京，但也经常到上海编辑部去。他到上海时一般住在延安饭店，那时上海的最高领导江泽民同志还去饭店看望他。由此可见，他在党内是很有身份的。所以，大家认为钟沛璋总编是一位有水平、有思路、有身份的业务性领导。 离开《民主与法制》杂志后，应东方文化研究会邀请，他又开始筹办《东方》杂志。经过调查研究，觉得可以将《东方》杂志办成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平台，宣传知识分子的爱国理念、改革思想。虽然《东方》杂志只存在了三年，但它却是九十年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经历过革命时代与改革年代的洗礼，老人如今已经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去年年初，我携副总编连继民去看望他时，谈到自己的人生，钟沛璋先生认为，自己一辈子只是干过两件大事:一个就是干革命，另一个就是做新闻。 现在，做了电台、做了杂志、做了报纸，又做了新闻官员的钟沛璋先生，正居住在北京燕郊幸福地安享晚年。 沙洪——我国宣传战线上的老战士、著名歌曲作曲家 与钟沛璋先生一样，《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第四任总编沙洪先生任职时间也不长。不过，与钟沛璋先生不同的是，沙洪先生在担任总编辑一年多之后就转任社长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