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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判断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变，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如何改变人们的直观判断，应当从意识形态的下手，通过说理，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从而影响直观判断。比如一个国家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决定的呢？这是一个国家里面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有什么样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所以，如北朝鲜、德国纳粹时期，即使统治者掌握着“枪杆子”和“刀把子”，还是不敢放开对媒体的管制，宣传机构还是无所不管，限制新闻自由。目的在于洗脑，一旦脑子被洗，制度就难以改变；否则，即使“枪杆子”和“刀把子”在握，一旦大多数人意识形态转变，“枪杆子”和“刀把子”也会在一夜之间失灵。古往今来，各大哲学流派及宗教，都在试图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挖下逻辑、理性之坑，整个西方世界的人们数千年来前赴后继地跳下去，虽然造就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辉煌，但个体丢失了自己的存在之思，走向沉沦的非本真生活。海德格尔天才般地发出对当今世界人们存在方式的质疑，呼吁人们回到古希腊，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不要顺着亚里士多德铺就的路子，一直走到黑。海德格尔的呼吁，震惊沉迷于科学之路的世人，于是他成为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影响了无数人。 虽然笔者强调意识形态在价值判断的流变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绝不是认可意识形态的绝对性作用；否则，就会走向杨泽波先生主张“伦理心境”，将具有超经验意义的自我良知，成为经验层面的现象物。所以，对于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这一假设并不予以否定。只不过是否定了牟宗三先生提出“本心仁体”的可认识；否则，必然带来人性暴政的灾难。 （三）科学理性正义之反思 康德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得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形而上学只能来自不可认识的物自体的信仰，但是后来思想者总是试图超越康德的物自体，取消物自体，自以为人类知识能够解释一切问题，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生产力、韦伯的目的理性，也如法学领域，法经济学试图横扫一切。但是，这些理论只能说明人文学科的一个说理面向或侧面，无法揭示全局说理问题。现在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一些科学家试图揭示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人类心智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自由意志等。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认识形式就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宿命，脑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研究，本身就是受制于自己的认识形式的限制。一旦脑科学家要对人类认识形式的进行研究，由于认识形式不是经验性的杂多，无法如同对五官一样进行直观的科学研究，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对脑科学家的认识形式进行研究，这样就会导致认识形式的无限后退。犹如“我思之我”一样，康德说“我意识到我的自身，这是一个意思，这一思想已经包含有双重自我，即作为主体的自我和作为客体的自我，我思之我，对于我自己而言又是一个（直观的）对象，……，但是这并不因此意味着一个双重化的人格性，而是仅只有【进行】思维和直观的我才是人格，而被我直观到的客体的自我，与其它外在于我的诸对象一样，只有事（物）。”由于“只有【进行】思维和直观的我才是人格”，如何认识这个“思维和直观的我”呢？也必然导致“我”再次直观这个“思维和直观的我”，“我”就会无限后退。 对于认识形式的不可认识，康德也说得十分清楚，“但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这个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对它的这一特性很难说出进一步的理由，正如我们为什么恰好拥有这些而不是任何别的判断机能，或者为什么唯有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的可能直观的形式，也不能说出进一步理由一样”。关于先验的图型法，康德也说：“我们知性的这个图型法就现象及其单纯形式而言，是在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的”。华特生直接了当地提出：“这个‘我’本身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因为它总离不开它借以确定对象的思想而被给予出来……它是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所通过的一切观念的一般性形式。把这个形式作为能不依靠经验而存在的一个对象并为人所认知，纯系谬误推理。”李泽厚也认为，“如果把‘我思’（先验统觉）脱离开这些被思维的东西，脱离开具体实际的经验的思维，即是说，自我意识脱离开对象意识，那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了”。 可以说，先天综合判断等先天形式，是“我”成为“我”的根源所在。既然“我”不可认识，“我”的自在自为当然也就不可认识，自由也就不可认识。一切以脑科学发展为依据，试图全面揭示自由之谜都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不管科学如何地发展，形而上学始终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正是由于理性的局限性，所以韦伯终其一生也研究不出摆脱理性化的命运，即无法摆脱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宿命，他带着这种隐忧和焦虑离开了人世。那么理性的厄运到底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理性的同一性放逐和排斥了“理性的他者”。 据高鸿钧教授归纳：“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现，现代理性本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被奉为普遍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法宝，然而不幸的是，它在后来却蜕变成了工具理性，成为了算计和博弈的代名词，人们戴上理性的‘魔戒’之后，开始疯狂地征服自然并相互征服，由此人际客观化，社会自然化，在欢呼现代理性胜利的高歌猛进中，人们却把达尔文所概括的‘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动物生存逻辑奇迹般地变成了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从理性之根生发出来的普遍道德、一般伦理以及无所不在的规训遗忘了存在、蔑视肉体和和排斥异质，冷酷无情地扼杀人的个性和心灵，一本正经地窒息人的情感和欲望，一成不变地制造平庸和服从”；“理性原本是解放的钥匙，但结局却变成了压迫的枷锁，由此，启蒙的辩证法不幸地蜕变成‘否定的辩证法’。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人经历了法西斯统治的梦魇，关注到了超越理性的非理性如何把‘神话变成了家乡’和把现实变成了神话，由此意识到后现代主义非理性运动的严重危害。同时，他们目睹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如何把自由的尝试变成一种新的极权‘铁笼’，如何把解放的超越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压制，因而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极度不满，但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开始心存疑虑”；“福柯认为，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由此主体以理性主体的目光对事务和人群强行作出区分和区隔，这种目光在边沁所勾画的‘全景敞视监狱’中获得了具象的图景，而社会不过是这种监狱的放大。由此，主体性解放的初衷却蜕化成奴役的不归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