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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性的困境，就是源于本体正义的不可认识性。谁都没有正义的绝对判断权，历史证明，所谓的客观正义说，都难免走向独裁专制。传统儒家将孔子学说当做圣人之说，但随着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影响，逐渐被抛弃。如救世的基督神学文化，当年也存在实定性的严重缺陷，青年黑格尔的《论基督教的实定性》一文，充分揭示了这一缺陷所在，从而也推动了基督神学文化的现代改革，为其繁荣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康德正义观之反思 康德哲学虽然美丽，但是绝对命令道德观，毕竟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义务道德观”、“三大公设”及“三大公式”本身都是来自基督教背景下想当然的理想设想，来自直觉判断，与心学直契心体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中国式心本体的产物。虽然康德对纯粹实践理性经过大量的论证，但是“三大公设”及“三大公式”与十二等先验范畴一样，却是突然而至，腾空降临。首先，道德法则与敬重的道德情感（即良知）有关。虽然康德认为，“敬重被看做是法则作用于主体的结果，而不是法则的原因。”康德对敬重的道德情感作如此判断，以试图区别于外物刺激所引起的欲望情感。但是，这种区分理由毕竟是康德的自我想象，缺乏实体证据证实。如果没有敬重的道德情感，纯粹的道德义务，即使是理性的命令，也会失去道德的动力。所以，道德情感何尝不是道德的原因呢？其次，康德道德观的形而上学论证，关键在于定言命令的公式。定言命令本身没有其他目的，命令本身就是目的，必须这样行动。由于定言命令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命令，凭什么从定言命令的逻辑中推出“人是目的”的“目的公式”呢？这根本无法推出。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在于“人是目的”，只有“人是目的”，才可能进一步推出“自律公式”。同样道理，定言命令也是无法推出“普遍公式”。因为从逻辑角度而言，你有你的定言命令，我和我的定言命令，这完全成立。即使定言命令的形式，只有一个。但是，这一形式一旦加入内容，就可能出现相互冲突的多个具体内容。正是由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公式无法像数学公理一样，导致在实践上，无法推出完善的像数学一样的具体规则体系。笔者认为，在俗世层面而言，良知无法排除经验内容，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自己个人的安全及自由，“人是目的”有自爱的影子，虽然发轫于宗教信仰。 “三大公式”经不起现实生活的推敲，道德如何普遍化呢？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一直以来颇受诟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为了说明普遍性原则，举了四个不道德的例子，分别是自杀、虚假承诺、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不去完善自己的自然禀赋即才智、在有能力的前提下不帮助别人。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康德举的这几个例证，成了后代注解评论家们长篇累牍聚讼纷纭的题目。比如，说谎在特定情形下，就一定不道德吗？这显然难以一概而论。 在法学领域，康德主张女人缺少公民的人格性；他也反对废除死刑，康德说：“与此相反，贝加里亚伯爵从一种矫揉造作的人道的同情性多愁善感出发，提出他的一切死刑均不合法的主张：因为在源始的公民契约中不可能包含死刑。而如果那样的话，人民中的每个人就都必须同意，一旦他真的杀了（人民中的）一个他人，他就要偿命；但是，这种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全然是诡辩和对法权的歪曲”。当然，不仅仅是这两点，康德在法学领域的一些具体主张，遭受后世指责的不少。随着社会的发展，康德一些所谓的超经验的主张，也不具有可行性。 笔者认为，康德道德哲学难以普遍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已经被康德认识论所揭示，那就是正义的不可认识。当然，如果普遍性公式，将其限定在个案判决的多数决上，是与现实生活一般做法是相一致的。所以“多数决”也是最为接近理想制度的世俗折中办法。 在德国概念法学如日中天之时，一些法学家试图借鉴康德哲学的认识先天形式如时空观，来建立如同数学一样的法律体系。但是，数学公理是没有例外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康德公式，不是公理，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是假言命令。数学有公理，法学正义不可认识。所以，概念法学在其出发之前，就已经注定失败。康德在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不得不承认德性论（即内在道德）无法拒绝例外，但是对于法律还是坚持如数学一样的精确性，只承认存在“公道和紧急法权”两种例外。其实，如前所述，法律存在无数的例外。 依照康德的观点，道德（包括法律）正义本身不属于经验范畴，不可以得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普遍性结论。笔者认为，康德以纯粹实践理性的角度解读道德（包括法律），是脱离实际的，是一种超越的理想。历史经验表明，解读道德不能采取科学的方法，只能采取诠释学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就是“前见、对话、视域交融、历史效果”。诠释学要求我们对不同道德观的宽容，如果要进行道德交流，也应在“前见”中“对话”，这样“视域交融”才能产生最佳的“历史效果”。 不可否认，康德式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权自由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人是目的”的道德观，特别容易深入人心。但是，即使如此，人权自由之理也是“情”之理，以人的心灵共鸣为前提，不是心外之理，而是“心内之理”。这一道德观，在近现代，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随着多数人的认可而成为一种价值共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笔者预言，更为深入人心的价值观一旦出现就会淡化而被逐渐抛弃。另外，从康德的道德命令来看，他是以纯粹理性即灵魂作为目的的，而在俗世生活中，人类是经验性的存在物，无法过着纯粹的精神生活。由于康德的道德观纯属理念范畴，无法推出具体的规则。所以，少数服从多数，才是最为接近普遍性道德观的一种现实形式。 （五）俗世正义：“多数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