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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费孝通根据其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大航海者、传教士，看到土著的奇风异俗以后，做的记录，才形成了人类学，这是人类学的殊胜因缘。所以说，为什么英国的人类学最先发达，无他，英国乃富有四海的大帝国。中国没有“殖民地”，那中国怎么研究人类学？朱苏力就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朱苏力以为，那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要看是哪里的少数民族，如果，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从元明清三朝来看，有两个朝代，中原农耕干不过北方游牧民族，到底是谁征服谁呢？明朝算是给中原农耕争回了一个面子，但，也仅仅是保持偏安的局面而已。有人见此，不以为然，君不见，明朝成天在那里，修长城，弄城墙，还不是怕人家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南下。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博弈，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核心的主题，中原地区，胜少败多，这是铁的事实，遗憾的是，农耕史家，使出吃奶的劲头，找到“征服者被征服”的托词，在历史书写中，沉浸在想象的胜利之中。 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到底应该在哪里？西学东渐，人类学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核心问题。不可否认，人类学这一学科，存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但，人类学一开始，就伴随着“船坚炮利”，伴随着殖民征服，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西方人类学者与中国人类学者之间，对中国这片“田野”，存在着不同的“梯度”。在西方人类学者眼中，中国任意一个地方，都是人类学的“田野”。既然，人类学者来自西方的大都市，“未开化”的地方，都属于“田野”，“田野”上的那些人，自然就是“土著”了。 最吊诡的是，中国人类学者，也要依据人类学的“梯度”，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土著”。费孝通、王同惠伉俪，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锄，出师未捷身先死，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预示着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命途多舛，多灾多难，另一方面，人类学者必须在万水千山之外，寻找奇风异俗的“异文化”吗？ 费孝通，怎么就能想到要去洪秀全起义附近，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那个地方进行人类学的体质测量呢？这时候的费孝通，大概，满脑子都是“洋教条”，出“田野”，就必须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试想，王同惠没有壮烈牺牲，那么，费孝通，王同惠，在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之下，获得大量第一手的瑶族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依照恩师吴文藻先生的安排，费孝通携带这些资料，负笈英伦，依托这些资料，撰写博士论文，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九死一生，呕心沥血，撰写的经典著作面前，费孝通对瑶族进行的体质测量，意义就会大大降低。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自己的社群，土生土长，不具有陌生感的人，这更是一个绝活。在熟人社会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格局和生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观察乡里乡亲，没有背包客、驴友的新鲜感。已经对周围很多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然，这些家长里短的“帮大哥”，张家长李家短，有意义吗？费孝通，也没有意识到乡土中国的意义。最初，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体质测量，想作为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听后摇头，否决了费孝通的意向。费孝通急了，这可怎么好，左思右想，无奈之际，想到了在开弦弓村养伤时，看到的情形，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点头同意。 费孝通与梁漱溟，有着殊胜因缘，梁漱溟是民盟的创始人，梁漱溟负责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痛斥特务统治，费孝通和潘光旦先生，身处险境；梁漱溟一生志业，在于乡村建设，费孝通乃一代社会学名家；梁漱溟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伦理本位，西方集团本位，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差序格局，西方团体格局。异曲同工。 梁漱溟先生回首往事，曾说过，一生之中，有四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讨厌哲学，却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最后，成为一位哲学家；第二个想不到，幼年没有读经根底，最后，成为孔家学术的代言；第三个想不到，一位中学生，成为大学老师；第四个想不到，官宦人家，一直生活在城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最后，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 费孝通出生于书香人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这位穿长衫的秀士，却依靠反映农人的生活而获得国际声誉。也许，历史选择的费孝通。 在马林诺夫斯基先生鼓励下，费孝通把他看到的开弦弓村说了，而且非常有意义，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第一锄”，就是——《江村经济》。后来他自己也有一个记述，最早的《江村经济》是对中国社会的静态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社区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静态的描述，这种描述约等于历史学的工作。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接轨，有人称之为历史社会学，其实，叫历史人类学，更加恰当。像赵世瑜先生、王铭铭先生，王铭铭是历史人类学的大家。赵世瑜先生写有《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王铭铭先生写有《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赵世瑜、王铭铭两位先生，受到过历史学的训练，赵世瑜从历史学，跨到民俗学，王铭铭则从历史学出发，跨到了人类学，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庙会和城市的第一现场，透过社会生态和格局，发现中国社会。 王铭铭研究的是古代泉州的繁荣。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泉州，泉州有一个中国海交馆。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在哪里？可不在宁夏，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在泉州，这会颠覆大家的认识，一般以为古老的清真寺，在银川啊，怎么会在福建？谁还能说中国古代闭塞？谁也没想到，阿拉伯人驾一叶扁舟，从海上过来。 这种研究，老实说，其实已经接近了历史学的研究，现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在进行这种工作。对一个祠堂，对一个村庄，进行观察，不止费孝通一人，在做这种工作，费孝通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林耀华先生的一本《金翼》，就写南方福建的一个宗族村，这个村就像鸟的一对翅膀，所以就叫“金翼” （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林耀华先生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林耀华和费孝通都师从吴文藻先生，同属“吴门四犬”，但，俩人关系闹得很僵，所以，费孝通成了右派之后，林耀华没少说他不好。但是呢，林耀华说他不好的地方，有些地方，特别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