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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费孝通在东吴大学，现在叫做苏州大学，那时候，属于教会学校。1928年进去，因为文笔好，在学生会担任秘书。1930年代，那会儿，内忧外患，总有学潮，大家由“启蒙”走向“救亡”。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学潮的时候，费孝通也不大走动，就在学生会写文章——“大字报”，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还我河山”等。校长查出来，知道这是费孝通的手笔，因为，他在学生会秘书处工作，经常会给校长递折子，反映学生诉求。校长找来费孝通，很严肃地说：我知道是你写的，东吴大学是待不下去了，否则，不好交代。听到这里，费孝通，黯然神伤，这可怎么是好！ 正在伤心之际，听到校长劝慰，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协和医学院，一个是到燕京大学，让费孝通看着办。费孝通，因缘际会，转学到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当然比东吴大学合适多了，如果，费孝通志在研读法律，东吴大学法学院，当然是首选了。人生又一大事因缘，费孝通在历史上的定位是社会学家，燕京大学，最合适不过了。在这里，遇到了用心教书的吴文藻先生，吴先生，呕心沥血，乐育英才，只要经过吴文藻先生熏陶，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学的中流砥柱。一门学科，不一定有“名师”，但，一定要有“明师”，只有“明师”，才能慧眼识英才，爱心护天才，辛勤的园丁，浇水施肥，修剪整枝。教育是一门“手艺”，吴文藻先生就是一位无私的“手艺人”。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私立大学的代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光华大学，教会大学的代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学，校长是被毛润之曾经“亲切告别”的——司徒雷登先生。司徒雷登先生，1949年之前，做过美驻华大使。这所学府，诞生过新中国的一位外交部长——黄华先生，还有外交姊妹花——龚普生，龚彭。 费孝通1930年，来到了湖光塔影的未名湖，当时，燕京大学各个系的系主任，比方说景芳老师，在那里值班，招生纳新。同学们，对哪个专业感兴趣，可以去找系主任，问一问，聊一聊。不知道怎么回事，阴差阳错，费孝通停在社会学系的摊位，遇到了特别亲切、平易近人的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先生。杨开道先生问费孝通：想学什么专业啊？费孝通就问老爷子，社会学这个专业，能解决什么问题？老爷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会相面似的，就问他：同学，贵姓？“姓费”，杨先生随口答道：这个专业就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这也是一殊胜因缘，“为什么姓费”，一直困扰着费孝通，既然这个专业，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费孝通就进入了社会学系。 正好，恩师吴文藻先生从美国回来，那个老先生是1901年出生，吴文藻的夫人是谢婉莹，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吴先生有四个弟子，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林耀华，一个瞿同祖，还有一个是后来到美国去的黄迪，这几个人均出生于1910年，那一年“属狗”。冰心戏称他们“吴门四犬”， “吴门四犬”后来都很有出息，吴文藻先生就这四个弟子最有出息。 “别看整天跟在你师傅后面，就以为师傅有多牛，在家我才是领导。”冰心很厉害，包括林徽因也是。那时候，搞女权运动，冰心是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的女教授。当时，毕业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燕京大学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吴门四犬”，想方设法，到美国留学。中国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有着传承关系，特别是那时候，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到美国学社会学，就会特别省劲。芝加哥学派是现代社会学一个大的分支，这个学派有一个记者叫派克，对社会现实问题，有长期的观察与跟踪。 当时来到中国的很多老师，都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材，都是英文。现在，有一个现象，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领导鼓励老师用英文讲课。讲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医史，最好用英文，这岂不是太尴尬了吗！话说重了，这是一种学术殖民地的心理。学友是中国学友，老师是中国老师，文科讲课，用英文讲给谁听？ 即使使用英文，也要分什么场合，也要看哪一学科。比方说物理学、计算机，或者经济学，用英语问题不大。但是，中国的东西，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留存着中国人的体温，像中医史，你用英语来讲，让北大中文系李零先生来说，就会说的特别难听，大家回头可以自己查查。 用英文来讲，很多就说不通，国外就有人把孟子叫做“孟修斯”，中国有学者翻译，外语水平特别高，就是不知道“孟修斯”是谁，没有印象，就翻译成：中国有位古代的大哲，孟修斯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包括中国近代，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就把蒋介石叫做“蒋该死”，出口转内销，有人从外文直接翻译成“蒋凯申”，“蒋凯申”跟毛泽东谈判，那不是蒋介石吗？所以，就特别有意思，闹出不少笑话。 当时还有一个“格义”，就是说，燕京大学的城市社会学，不管是外国老师，还是中国老师，讲的是芝加哥的犯罪问题，芝加哥的乞讨问题，芝加哥的黑人问题。中国学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听不到中国的例子。因为，中国的例子还没有翻译成英文，还都是人家美国的例子。这种情形，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殖民地的心理。 吴文藻先生来了之后，感同身受，就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个时候，芝加哥社会学系一个大家——派克先生来到中国，严肃指出，不能迷信美国的教材。城市社会学讲犯罪，还用芝加哥的例子，就有点太玩大尾巴狼了。怎么办，就带学生到北平的监狱里去，到北京八大胡同去，在北平研究社会问题，不就应该去看看天桥吗？不应该看看北平的监狱吗？这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 吴文藻先生待见费孝通，但，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吴文藻先生不让他到美国去，让他到清华读研究生，费孝通个人是不情愿的。因为，清华刚刚有研究生，由中学办成大学的时间也不长，学术美誉度还不高，相当于“地方粮票”。但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有一个老外，俄国人Shirokogorov，国际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Shirokogorov在俄国，成分比较高，十月革命的时候被列宁给收拾了，所以，就来中国避难，在清华教书期间，就带了费孝通这一个研究生。表面上孤僻冷漠的Shirokogorov，对学生有高度负责的热忱。他为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训练计划。前两年体质人类学，中间两年学语言学，最后两年学社会人类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