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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浩按：这是校订《叩问大学》中的《盛产怪人，才是好大学》产生的新想法，但愿，这是整部书稿，最后一段新想法） 初来乍到，就会奇怪：北京大学，怎么这么多，傻傻乎乎、着装朴素的老师呢？陈来先生，下课后，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往家走。一会儿，遇到了帅气的吴国盛先生，《科学的历程》的作者，也是一辆老旧自行车。陶渊明的研究者，中文系袁行霈先生，连车子，都不骑，安步当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也许，这正是，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的理由。不过，袁行霈、陈来、吴国盛，三位先生，属于中文系和哲学系，文史哲三系，在静园，这些先生，就有一些寂寞的心境。在时尚和潮流面前，气定神闲，有一股子底气。 不觉来到光华管理学院楼前，自然又是一番景象，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里是燕园最热闹的所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学友，真是有福气，每次上课，都像看一次车展。不少学友，大呼过瘾。要是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位先生，学问扎实，品格高洁，生活低调，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就来上课，与这里的气氛，难免有些不大协调。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润之对北京大学，很不满意，很不客气，批了十个字：“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据说，毛润之，后来有意，将“池浅王八多”改成“池深王八多”，没有流行开来。这个池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未名湖了。 遥想当年，毛润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负责收发信件，看管报纸。毛润之，在这里，过得并不愉快，因为，与他的期望值，有着很大的落差。 毛润之在北大不愉快？这里面的原因，既简单，也复杂。简单一句话，临时工在北大没地位，遭受了不少白眼，特别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理——张申府，待人接物，没有平常心，没少折腾毛润之。有人说，张申府，得罪了毛润之，以至于，1949年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补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可不是北京市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称之为首都图书馆），还有人，为张申府抱屈，似乎，用非所长，人才浪费，云云，云云。 张申府在老清华大学教过哲学，安排在清华，应该合适了吧？但，1951年思想改造，怕是难以过关。即使过关了，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湖光塔影的燕园，依他过去的表现，未必让他上课。偶尔上一点课，到了1957年，既然，木讷的弟弟——张岱年，是右派，张岱年的大哥——张申府，肯定是大右派。到了196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又是政治漩涡的漩涡。张申府，会不会像冯友兰那样，有天地境界的情怀，一边挨斗，一边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张申府，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以后的日子，还算平静，北京图书馆的红卫兵，还算是有礼数，有教养。躲过了三灾七难，得享高寿，也就可以了。按说，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写书，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该有多好！一辈子，就两本小册子，《所思》、《所忆》，怨不得别人！ 也许，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不妨理解为见“怪”不“怪”。老北大，简直是“怪物”收容站，那些“怪物”，互相较劲，没有最“怪”，只有更“怪”。晚清民国，就像一个万花筒，透过它，可以见到光怪陆离的人物。中国文明史上，集中产生“怪物”的时代，先有春秋战国，中间有魏晋南北朝，后边就是晚清民国。李零先生说，大师产生于礼崩乐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葛剑雄先生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重新省察《统一与分裂》。乱世英雄起四方，不止是军事人物，还有思想人物，与乱世有不解之缘。枪杆子，总也掌控不住局面，思想家，眼见赤地千里，生灵涂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枪杆子起来了，控制住局面，大局已定，江山一统，思想也就消亡了，思想家就要退隐了，学问家开始上场了。思想和学问，移步换形，此消彼长。 没有蔡先生的心胸，单是，这些“老倔头”、“怪教授”，就够头疼的了，更别说，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这些“怪”学生了。 步毛润之“后尘”，在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的小金——金克木，从北大学友借书还书，下班后，就开始琢磨：这些书，到底在讲什么？这些学友，借它，有什么用呢？遇到一位侠义心肠的山东大汉——邓广铭，金克木，缠着邓广铭，讲一讲。邓广铭，也不客气，打开了话匣子，小金，如饮醇醪，如醉如痴，听得津津有味。金克木，东寻西搜，广收博采，成为一位北大教授，同事里边，比较著名的，就是季羡林先生，其实，在学术界，金克木属于一位隐藏的大师，隐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这位金先生，到底怪到什么程度，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是有过叙述的。钱文忠，写了一本《季门立雪》，其实，还应该写一本《金门立雪》。 北京大学图书馆临时工队伍里，就有两位“怪人”，一位是开国领袖毛润之，一位北大教授金克木。北京大学之“怪”，就可窥一斑了。我倒觉得，北京大学的传统，说成自由、民主，也没有错，但，毕竟，还不究竟。北京的传统，就是“怪”。怪人，有心成圣，只是不凑巧，志向没有实现，怀抱不得伸展，走向了“怪”的一路。 石家庄有过两位北大校友，缪哲、刀尔登，机缘巧合，与这两位都有过接触，总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怪。辛集中学，同班同学，有四位考取北大，一位学哲学，一位学德语，两位学法律，四年下来，倒是挺正常的，没有染上“怪”的癖好。这几位同学，或者是没有碰上“怪”教授，或者碰到了，深以为“怪”，不以为然，排除干扰，没有让“怪”教授得逞。 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就是为了寻访北京大学的“怪人”，通过“田野调查”，为绘制学术地图，积累素材。北大静园，乃文史哲三系所在地，这里是北大“怪人”的集散地。直到今天，北大也很难成立人文学院，直接指挥文史哲三系。因为，文史哲，往往产生怪人怪物。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形容文史哲三系，也不为过。现在，有一个人文学部，这个学部，是虚的，只可远观，不能近瞧。北大人文学院成立的那一天，不知道，是五年以后，还是十年以后，假如，有这么一天，那么，不妨把人文学院成立的这一天，作为一个标志，象征着北大“怪人怪物”的历史性终结。 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印证了先前的判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北京大学的“怪人”日益稀少。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怪物”也要依托一定的社会生态。基金、项目、课题、基地，这些东西，对大学的社会生态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毛润之用政治运动，所不能达到的，主事者用经济利益，就达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