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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一个多月的寒假这么快就结束了，和学生们一样，老师们也会或多或少患上开学综合症。比如说我，作为一名在课堂上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老教师，几乎在每次开学的前几天，都会梦到上课的事，有时候是上课迟到了，有时候则忘了带讲义，要不就是走错了教室，偶尔会梦到院里开例会，院长并不点名，却在黑板上写课时的酬金！做梦发奖金，还真想得美！这次倒是没做有关开学的梦，却在开学前一天的早上，嘴唇上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个火泡。不管哪种情形，体现的都是一种开学前的兴奋、紧张或焦虑吧。 说到上课会有兴奋的情绪，一点儿也不夸张。一般来说，大学里的课在头年的十二月下旬就会结束，最多在一月初收一下尾，在学生进入复习考试周后，老师的工作就剩下监一两次考、阅卷和登录成绩了。忙完这些，就可以待在家里，悠闲地享受一个多月的假期了。居家的日子确实不错，可以好几天不出门，随便地穿着家居服，收拾收拾家务，读几本非专业的闲书，或者在网上肆无忌惮地看几部电视剧，像《权力的游戏》之类的美剧，其跌宕起伏的剧情足以让人看得如醉如痴，浑然忘我。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容易让人变得懒散，吃饭不再有规律，洗漱再不正常，时间一久，人的精气神儿也就没了，不仅会觉得身体倦怠，连脑子也会锈逗，人也易感乏味无聊。开学后去上课可那就不一样了，得穿着合适得体的衣服吧，得收拾一下妆容吧，得检视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课讲得如何另当别论，但老师讲课时一定得在“状态”，它所呈现的老师对生活或生命的态度，会于无形中传导给学生，所以老师首先自己要“兴奋”，才能使学生兴奋起来。人只有在“做”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情绪饱满，所以“忙”并不一定是坏事，却能“闲”出毛病来。 说到上课会有紧张和焦虑感，也并非因为不自信。说实话，在讲几次课后，课程内容基本上就能烂熟于心，甚至某个专题在教材的某一页上都能说出来，这倒不是说我们的教材陈旧，而是与经常处于修订变动中的部门法不同，我所讲授的法制史“颠覆性”的变化并不多。比如最近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等原则的深化和细化，刑诉法老师就须在备课时对此做足功夫，而像法制史或法律思想史这一类基础课，即便有像海昏侯墓中疑似齐《论语》版本的出土，但要推翻故有成说，形成新的结论还尚待时日，因此，讲授法史的课程，只是在不断“重复那些古老的故事”而已。然而也正因为此，才需要做老师的时时警醒，处处用心。因为对于老师来说，重复讲述会让人觉得只是在翻来覆去地炒冷饭，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滋味儿，也就容易产生职业性的麻木感。可对于每年坐在教室里不同的学生来说，这些课却又都是新鲜的，老师的懈怠很容易挫伤学生求知的热情，所以要想使学生对每一堂课都充满期待，对于老师来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而老师们的紧张和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课堂上老师的紧张和焦虑，还来自于学生获取知识途径多样化方面的挑战。毫无疑问，我们中国大学的课堂基本上以老师授课为主，换句话说就是说“满堂灌”，辩论式或案例教学法不大流行。如果老师“灌”的方式不佳，学生自然听得昏昏欲睡，有时为了睡得舒服，他们就干脆翘课，在寝室做起了“九三学社”社员（意谓早上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我们今天认为老师照本宣科不好，不过，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一书的说法，由于中世纪时期的学生买不起昂贵的手抄本著作，图书馆很少，或者根本不向他们开放，在缺少书籍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中世纪的口头辩论形式，而大学讲师这个头衔，其本来的含义居然就是“朗读者”，也就是说给学生“读”书就是大学讲师的“本职”。只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在近代才有了新的用途，人们开始默读和单读阅读。因此，大学讲师在课堂上“朗读”书籍、僧侣在修道院的餐厅里给兄弟们朗读的情景，才变得既无必要，也不合时宜。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普及，带来了授课方式的改变，那么在通过网络可以很便捷地“搜”到各类资讯的今天，依然在课堂上以记录的速度，宣读手写“教案”的模式就不再受欢迎。如今的老师，上课时只要一个提前制作好的图文并茂的ppt即可搞定，而学生们则已养成了用手机拍课件的习惯，即便漏掉一节，只要在微信群里艾特一下，立即就会有同学上传遗漏内容。老师在课堂上说了一个概念，讲了一段名人轶事，学生们很快就可以从网上搜到很全的资料，还可能找出老师“讲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学生不再被动接受知识的时代，老师们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假期里老师们的悠闲，充其量只是一种心态，却并非真的游手好闲，课堂上从容淡定饱学博闻的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里青灯黄卷的累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