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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浩按：正在校订《叩问大学》中的《纪宝成与徐显明：校庆演讲的不同风格》，涉及到钱端升先生，有些新的想法，钱端升先生，一代法学大家，在钱端升先生面前，江平，只是一位法学宣传员而已；但是，作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院长，钱端升先生，没有赶上好时候，江平却等来了这一天，所以，作为校长，江平要比钱端升先生成功，各位读友，有以教我）
1982年，北京政法学院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大会安排在公安部大礼堂，刘复之、邹瑜相继兼任校长，主事者对于这所学府不同寻常的关切，可窥一斑。直到1988年，学者江平担任校长。法大如果追溯学术传统，那么，就不能忽视江平校长，也不能不追问，为什么钱端升如此重量级的大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能建立纯粹的学术传统？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没有那么复杂，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钱端升先生正值民国到新中国的过渡期。这种过渡期，表面上，由法学大家钱端升，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院长，看似是一种平稳的过渡，其实，这一段历史的特质，是一种断裂。 钱端升先生在这一过渡期，发挥的功能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类似。在钱端升手上，终结一种法学传统，开启一种政法传统。钱端升先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反正积极参与了一种新传统的建构，这种新传统建构之后，钱端升，甚至连性格脾气，都被重塑了。钱端升后半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丧失自信。这也不是少数学者的问题，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科学四大学科，都在面临巨大的危机。相比较而言，从表面上看，社会学，结局最悲惨，整个学科直接被取消了。其实，就实质而言，法学才是更悲惨的。 晚年的钱端升先生，见证了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在老先生看来，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北京”改成了“中国”，确实，名字宏伟了！“学院”改成“大学”，名字响亮了。但是，中间的“政法”二字，处于超稳定结构，有一天，学院路校区，树立了一块石头，石头上镌刻着四个大字——法治天下。但，这与学校的牌子，不大协调啊！牌子上，“法”字前边，还有一个“政”字。“法”治天下，谁治“法”呢？也许，老辈法学大家，还在“羡慕”社会学的命运，社会学被取消了，所以，也就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法学，却没有社会学那么“清净”，不少人，还在法学上，胡涂乱抹，弄得法学，面目全非。 社会学的拨乱反正，恢复就可以了，但，法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可不是恢复，就那么简单的。直到现今，法学大地，都没有被擦拭干净。这正是钱端升先生的悲哀。不怕一个学科“幼稚”，“幼稚”倒好了，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怕一个学科，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是幼稚的，法学，可不能说是幼稚，只能说是扭曲。 （2017年，2月6日，书菜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