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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可以说生死攸关，这一关，就是“经济关”。1949——1978年，知识分子用三十年的时间，过“政治关”。 1979——1989年，十年时间，休养生息；1989——1998年，十年时间，弃如敝履；1999年迄今，过“经济关”。有个性，脾气大，三两个项目和课题之后，就没有脾气了，就没有个性了。 君不见，朱苏力，被法学院老师发难，正大的理由，就是不带着大家奔小康，以至于，北大法学院教职工的福利待遇，比起兄弟院校，差一大截。朱苏力，只顾着自己在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上，发表文辞华美的演说，哪里顾及法学院教职工的死活呀？这是惹众怒啊！ 人文学科的作业方式，与课题、项目机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毛润之时代，大批判开路，梁效写作组，应运而生。周一良、田余庆、汤一介，不都是写作小组里面的吗！毛润之故去，革故鼎新，不搞大批判了，人文学科，重新回到汤用彤先生、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开辟的轨道。新时期了，非要让张世英先生和黄楠森先生搞到一块，争取报个大金娃娃，这对张世英先生来说，不可能了，张先生，全身心投入在在名山事业上了。 黄楠森先生，倒是可以，因为，他的作业方式，与课题、项目的机制，倒是很吻合。遗憾的是，廉颇老矣，没有赶上这么好的时候。否则，老先生会成为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一数二的“包工头”。 汤用彤先生的后人——汤一介，对1949年以来的人生，有一个深刻的反省，一路走来，踉踉跄跄，差一点，到秦城监狱，这还不够深刻吗？从此以后，汤一介先生，本着良知，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三个面向，进行探索。从表看上看，汤一介，《儒藏》的编撰，与主事者对传统的推重相吻合，其实，《我们三代人》，不难看出，汤一介，对某种力量，有着高度的戒惧和理性的克制。 北大“怪人”何处寻？流风遗韵，在文史哲三系，或者三系以外，还是有着某种氛围。也就是说，上边看谁不顺眼，不是想怎么捏咕，就能捏咕成的。北京大学，事情难办，学院层面，或者系层面，对底下的老师，有着底线的容忍。似乎出于习惯。可以说是一种不成文法。这种容忍，不以学院院长、系主任的意志为转移。在一个学者成堆，大腕云集的学府，怎么着，也要遵从一种学术的逻辑，而不是政治的逻辑，否则，处境险恶，帽子是现成的，不学无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