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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任何有组织秩序中，老大与老二的关系都极其敏感，“拉三制二”成为人类统战思维的常识智慧。但第二次的“尼克松反转”是否可能？笔者抱持严重的质疑，理由是俄国战略重心不在亚洲，而在欧洲和中东，但俄国利益遭到欧盟严格限制，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成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僵局。美国若对俄过度妥协以换取俄国制衡中国，其结果必然是牺牲欧洲盟友利益及抛弃诸多的民主尾随者，客观上对美国道德形象与软实力破坏极大。从中俄关系来看，尽管存在历史宿怨，但传统政治关系及巨大的地缘政治合作利益不是美国能够简单拆解和交换的。俄国从国家利益出发未必排除与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其盟友化的程度不大可能超过中俄。特朗普最终会发现，北极熊难以真正驾驭。朝鲜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利用朝鲜政权的崩溃预期对中国进行战略敲诈和压缩是极有可能的。台湾在美国的外交新局中会短暂凸显，但这种利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来遏制中国的行为最好像其民主党前任一样限制于相当克制的范围内，否则所引起的中美关系恶化后果对美国整体利益的损害并非特朗普能够清醒认知和控制，更可能对其执政基础构成有力的政治冲击。特朗普对台湾没有道义感，只有商人式的棋子思维，这必然加剧台美关系的貌合神离，但台湾如何寻求新的安全与发展方案以替代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也不易解套，与大陆的新政治共识不易达成。 新列强时代，打破西方秩序蓝图的力量不同于一百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而重新成长为一个主要列强，但立志做一个好列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在精神体系上并未严格接受西方启蒙现代性的系统规划，缺乏基于个体主义的完整世界观，个体只是价值与秩序的参与者而绝非起点和优先性主体。习近平时代中国国家精神在威权化与传统化两个方向上获得了重大发展，小组政治论和德治法治论并驾齐驱，有效对冲了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自由主义议程以及借助法治化而内蓄外展的个体伦理，将后者结构性植入一种古典整全式的国家精神结构之中。中国的启蒙议程打了对折，美国力量的自我去道德化给了中国重新生长的机会和信心，但这绝非是一种复辟三代之治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一种走回老路的文革主义，而是文明、国家与个体按照中国自身理解与经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哲学实验和制度实验，其意义大体相当于1917年十月革命对启蒙现代性体系的刺穿和对峙，但其资源构成与制度愿景则大大超出了西方范畴而纳入了中国秩序包容、吸纳、演进、创新的自主性历史进程之中。西方智慧无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否则主要局限于西方范畴的一战和二战就不可能爆发。美国作为新罗马帝国的秩序扩展运动已有效开展了70余年，如今终于呈现出老大帝国的精神萎顿和疲态，而西方主流民主国家出现的“民主民粹化”、保守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井喷式回归现象亦表明西方自身经略数世纪的代议式精英民主的衰落和精英责任伦理的溃败。这是世界史的一个全新的“春秋战国”周期，民主的礼崩乐坏导致了政治的民粹化、文化与秩序的多元化及列强竞争性共治时代的重临，但这一次不会是西方内部的简单重组和适应调整，而是代入东方智慧与实践理性的文明整合，有可能生成一种真正平等的永久和平秩序及非功利的共享伦理。 一切熟悉的都处于重新理解之中，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整个世界像拆卸完零件撒满一地的组装工厂，力量、观念与秩序日益碎片化和凌乱化，但人类主要文明的大体脉络和理路依然清晰，只是需要一种和平合作的新法则加以整理与重构。这就是新列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秩序图景及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