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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经验法则，即对于发展转型国家而言，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未能顺利完成，经济发展动力衰退，国家陷入发展停滞状态。这一法则常以拉美国家为例。国内智库及经济学者亦常有此类讨论，而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都隐含对这一陷阱浮现的承认及加以克服的努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争议不大，但中国是否能够走出这一陷阱则存在较大争议。由于中国政治高度依赖于“经济绩效合法性”，经济停滞的代价绝不仅仅是经济，而必然扩及政治领域。因为中国缺乏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制度，经济失败的问责方式不可能通过周期性选举予以实现，于是便可能演变成系统化的政治危机。由经济危机而导致政治危机及秩序系统崩盘，这是中国崩溃论的潜在逻辑。 但这也造成了一种超越和强于民主选举国家的政治责任制，即以执政权的存亡为潜在成本。民主选举国家引入的是政治上的“有限责任”，而中国体制引入的是“无限责任”。因此，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施加给执政者的就是一种超常规的政治责任与政治伦理，有可能使其以更长期的眼光更好地“负责任”。拉美化在中国很难发生，原因是中国经济体量自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部性多元市场，而中国政治体制的领导与动员机制对常规性经济危机的抗压反应能力不可低估。此外，通过学习美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中国试图加强自身经济体与周边经济体的制度性关联与风险转移分散机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制度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新经济就是战略性的尝试。危机是共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像马拉松竞赛一样，总有速度最高而下降疲乏的时段，但生机不同，中国经济的战略空间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浮现正相对冲而平衡。
塔西佗陷阱是内政意义上的政府公信力危机陷阱。这种陷阱的形成与政治运作中的权力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高度相关。由于政治过程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人民对任何决策结果逐步产生无力感和审美疲劳，对官方解释持有本能的质疑，往往朝着相反方向理解。在官言与谣言之间，谣言有时反而为更多人所相信。政治的本质是人心认同，无此则政治自然瓦解。中国国家治理中形成某种塔西佗陷阱的因素包括：持续性腐败；产权保护不力；法治不健全；政府公开性不足；公众参与缺乏制度管道；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性和说理意愿不足，等等。从事例层面，中国国家体制的威权化导致自由主义倾向的精英大量移民，雾霾对健康的直接威胁亦导致了大量精英的移民，前者是“价值移民”，后者是“健康移民”。尽管精英的全球化流动是中国国家发展及个人自由选择的正常现象，但这股移民潮中所包含的对政治体制与改革方向的悲观及对中国城市生存环境的忧虑不可低估。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密集关注，不是偶然，而执政者的雾霾治理不力、利益集团的俘获现象以及空气净化器消费上的严格不平等，更加重了民众对政治体制与生活环境的反感。即便是同一片霾天，高官与巨富实际呼吸的空气也未必与大众相同，这就导致了新的特权与不平等。空气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围绕环境健康的平权运动，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社会运动的焦点议题之一。 法治领域不断涌现的冤假错案，尽管总数可能在减少，但民众对警察滥权和法律不正义的敏感度上升更快，雷洋案就是一个典型。雷洋案本是治安执法领域的普通案件，但由于公权力体制的执法习惯、危机公关策略、刑事政策权衡及程序正义标准，几乎演变成体制与民众的一场舆论和法律战争，对公权力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危害极大。体制本身不能积极规范警察权行使以及不能诚实面对法律程序和证据，而习惯于维稳式的内部处理、搞定当事人及造成社会更多猜疑与恐惧，其治理效果得不偿失。雷洋案没有成为中国法治与司法正义的里程碑从而给民众以安全感和信赖，而是最终选择了保护警察的不起诉方式，替代以党纪政纪处分。在雷洋案的社会动员中，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显示了一定的组织力和行动力，但也遭受强势体制带来的挫折感，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成为该案留下的制度悬念，即我们的制度承诺的安全是否依然可靠，驯化警察权的法治进程是否陡然逆转？十八届四中全会再好的法治宏大修辞都难以抚平雷洋案给中国法治带来的公信力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替代性修补的。人民普遍的不信任直接加深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塔西佗陷阱，而这是与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的。2017年不可能遗忘雷洋案，该案不可能在人心政治的意义上真正结案。因应塔西佗陷阱的有效方法仍然是重申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公式：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要遵循“公开—参与—问责”的最简化制度程序，以公众为权源，对公众赋权，以开放和参与打破官民之间的“体制隔离之墙”。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不应是警察权与控制体系的严密化，不是政府的搞定能力现代化，而是人心政治的现代化，是源于制度的安全感与深层信赖。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中国与世界关系，最关键的就是中美关系，进而言之是“特朗普美国”的作为和影响。特朗普在精神气质上接近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推崇本乡本土的美国价值观，反对帝国精英的政治操纵、自私自利与对跨国红利的单方垄断。但美国立国精神之本质已然通过联邦党人的集体努力和立宪操作而底定，新罗马帝国的历史使命与自我期许不可能在特朗普相对粗鄙的反联邦党人乡愁中彻底瓦解。事实上，特朗普血液中已然濡染了联邦党人的帝国情怀，只是其表达与实现方式不同于民主党精英，而是更加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商人特朗普正在瓦解美帝国的道德普遍主义和软实力结构，呈现出更严格的敌我区分和盟友体系内的利益精算与成本分摊。特朗普当选，是因为其敏感捕捉到了美帝国道义性透支的直接危害及国内利益的边缘化现实，而借助选举操作与民粹化手法完爆白宫的传统精英，但其本质绝非草根式的民粹政治家，而是典型的寡头政治家。与蔡英文私通电话打破美国外交政策惯例，是其更严厉遏制中国的积极信号，而“联俄制中”的第二次“尼克松反转”对其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吸引力。通过挑动中俄矛盾，特朗普渴望再造一个苏联崩溃式的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最大假想敌。这就使得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加大。雅典的崛起挑战了斯巴达的传统霸权，引发了导致整个希腊世界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研究领域喜欢用这一西方历史法则来评判当代中美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