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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效。商鞅变法不是从变法政策的本身去考虑问题的，不是追求变法政策本身如何完美，他是从变法要达到的目的去选择政策的。有利有大利的，不管政策本身是否符合古制、是否符合法令、是否被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他都坚决变、坚决改。商鞅主张“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反古者不可非、循礼者不足多。”意思就是说变法改革要从实际出发，要讲究实效，不要受古代典章和旧时礼教的约束。这个主张在当时阻力最大，以甘龙、杜挚为代表旧势力以圣人礼仪、古章旧典压制变法，从这一点出发极力反对商鞅变法。要变古立新是不容易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商鞅“天资刻薄”、“挟持浮说”等，全都是否定的、很不客气的，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汉朝景帝时有个叫晁错的大臣也大力主张变革古法，结果汉景帝将其在上朝的路上逮捕，并将其“着朝衣斩于东市”。这个晁错穿着朝服被处斩，可能是前无古者，后无来者。汉景帝为什么做这样矛盾的事呢？是因为没景帝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是赞同认可晁错提出的变法撤藩主张的，另一方面，他又抵挡不住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所以就让晁错穿着朝服去死。更惨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批批判晁错“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司马迁的这个批判是很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他在《史记》里批人最恶毒的话了。司马迁在这里批的虽然是晁错，实际上是将商鞅等变法改革家一并批了，也许他内心里批的就是商鞅。司马迁之所以没有将“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句恶毒的话批到商鞅头上，可能是商鞅变法成就太伟大了，实在是抹不下面子下不了手。不管批在谁身上，都说明就是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巨匠、文学大家，对变定律、去常规、改古制这类变法改革的事情，也是从心底里、骨子里十分厌恶、反对甚至是仇恨的。商鞅的变法主张虽然阻力重重，但都得到了一把手秦孝公渠梁的肯定和支持，并且成为变法的实际政策法令。所谓变法改革，关键就在于一个变字、一个改字，如果不变、不改，谈何变法改革。商鞅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式的变法改革。就比如说“军功受爵”这一条改革措施，这在现在看起来应当如此，但要真正做到位也是不容易的，何况商鞅变法时还是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那个时候，能够让一个奴隶通过军功得到爵位与贵族平起平坐，可以想象当权的贵族阶级会有多大的反感和阻力。可以说这些变法政策在当时简直就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逆天”的变法政策，又怎么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变法成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变法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都特别的强，大大地激发了秦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秦人特别是基层、下层百姓、公职人员、军士争先恐后参与变法、支持变法、歌颂变法。商鞅变法一推行，较短时间内，作案犯科者明显减少、会治安明显好转，田地增多、粮食增多、人口增多，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家实力大为增强，整个秦国充满生机、欣欣向荣。最为重要的是，秦人的信心倍增、傲视群雄。在这个时候，秦国想不称雄天下、统一中国，都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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