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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能够被称得上“家”的群体，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从古罗马的五大法学家算起，法学家的这个群体就一直处于社会显眼的地位。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一句话恰到好处的概括了这个群体长盛不衰的秘诀：“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他们一边为权力的扩张效犬马之劳，一边又为限制这个权力而坚持不懈。因而，法学家这个群体似乎总是处于分裂的状态。 托克维尔在走访一些美国人和研究美国法律之后，就在他的不朽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的堡垒。由此可见，法学家正是在与政权的关系之中突显出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进而彰显出法学家的精神。 接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多多少少会养成按部就班的行事习惯，喜欢寻找法律规则，久而久之，对于法律规范会产生一种本能的依赖。而这样一种行事模式会让他们特别抵触革命浪漫主义和民主的轻率激情。因而，法学家群体的存在对于革命浪漫主义和民主的轻率激情都是一种克制，甚至是一种纠正。 此外，就具体而论，法学家独特之处最明显与最直白的体现就是对于法律专门知识的熟稔。由此，专门的法律知识才可能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专门的行业才可以造就一批专门的人。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之中写到的那样：犹如利益能把他们的意愿联合起来一样，他们的专业相同和方法一致是他们在思想上互相结合起来。 他们总是利用他们的专门知识作为这个社会的裁判者，在一个法治国家或者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中，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以他们的知识理性平复当事人错误的情感，而是将他们引入理性思考的与计算的轨道，而不在感情用事。只有心平气和的民主才可以避免盲目激情的破坏。 正是因为有需要，因而才会有存在。法学家群体的存在并非凭空而生，一定是源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需求。政权的需求当属其次，更重要还在于生活于这个社会上的人们的需要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因而，所谓的法学家的精神才会展现的那样的现实，现实的理想，现实的正义，现实的秩序，一切都根植于现实的需求，以及对于具体制度建设的现实性考量与构建。 而今天的中国有法律工作者，却未必有法学家，更没有所谓的法学家的精神。尽管我们会创造出一些法学家的名头，但大都名不副实，毕竟，法学家不是选出来的，谁决定法学家，法学家必被谁所用，没有独立，何来独立之精神？而又如何发挥防止民主偏离轨道的功能？因而，在今天谈论法学家的精神为时尚早，但却不得不谈。法治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学家精神的支撑，这一点似乎也无需讳言。 |
